地方政府與國務院各部委焦頭爛額，他們除了應對中紀委的鷹眼、審計署的審計、應對審計結果公開之外，還要應對國務院督查組。

6月6日，國務院發出通知，部署對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政策措施落實情況開展全面督察，6月25日前，各地區各部門開展自查并向國務院上報自查報告；6月25日至7月5日，國務院派出8個督察組分赴有關部門、單位和部分省（區、市）進行實地督察；7月10日前，各督查組將督察報告上報國務院。

4個督查國務院各部委，其余4個督查各地政府，4個督查組組長均提到，督查的目的是打通抓落實的“最先一公里”、“最后一公里”，力破“中梗阻”，消除影響政策落實的體制機制障礙，樹立言必行、行必果的施政新風，有效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和執行力。并不奇怪，地方督查組長的其中之一是國家審計署署長劉家義。

媒體報道，督查組所到之處在施政窗口、高新技術產業基地、棚戶區改造以及召開座談會，看來是要體察民情、看地方改革進展、有沒有新經濟引擎，是否重視民生，以及現實情況究竟如何。

地方政府執行力不強已成頑疾，政令難出中南海，需要以督查的辦法四處巡視，必須強調，這是特殊時期的特殊辦法，不可能行之于久遠。在中國社會與經濟結構轉型的關鍵時刻，以督查的方式進行清理與摸底大有必要，但長期以督查來推進執政，說明日常的執政體系已經不敷所用。中國需要的是長期的制度，建立現代社會管理架構，而不是回到變相的古代御史制度。中國目前的社會難以與御史糾察體制相匹配，中國也無法承受御史屢屢大規模出巡的巨大社會成本。

中央與地方關系，靠行政序列、激勵機制、財政關系來理順。官員任命制度對任何官員而言都是命門，中國歷史上朝代末期腐敗典型癥狀是賣官，如果烏紗帽可以買賣只能說明朝廷官員貪腐已到極致，通常財力不足時朝廷通過鬻爵籌集資金，可以給予爵位增加體面但不會給予實職禍害百姓。級職可以出售，只能說明約束機制已經徹底失范，地方實力派人物一言堂，這樣的現象直通諸侯經濟，與現代制度沒有半分關系。我國的公務員法已經確立，建立現代公務員制度以維持健康的體制日常運轉，迫在眉睫。

公務員激勵機制對中國發展十分重要，張五常先生此前一直與多數人唱反調，強調中國的地方政府之間的GDP競爭對中國的快速發展功牢卓著。GDP出官、官出GDP，發展到現階段，惟GDP的官員考核機制弊端畢現。官員邊界不清，主政一地宛如一地的董事長，埋頭追究效益，公共服務職責被拋棄一旁。即使從經濟效率出發也日漸低下，環境污染等隱性成本大幅上升，諸侯經濟導致各地同質化競爭造成各地優勢無法交易，地方負債率節節攀升，最重要的是，官員的尋租來源主要潛藏在大規模的基礎建設中，利益輸送、質量低下如影隨形。

最后，并非最不重要的是，中央與地方公共財政的切分，建立透明合法的公共財政，必須以稅收而不是賣地為主，這就意味著需要涵養稅源，在稅收領域重新劃分財政邊界，地方政府的責權利不對等十分明顯。沒有人愿意干的是牛的活，拿的是包身工的錢，地方政府也不例外。今年由于土地市場低迷，多數地方財政的日子將十分難過，此時只揮舞大棒而沒有任何重新進行分稅制改革前景的胡蘿卜，地方官員在錯誤的激勵機制下，不可能長期成為活雷鋒。他們將異化，或者把負債留給下任把GDP留給自己，只管升官;或者通過基礎建設的利益輸送，只管發財。審計署審計應該成為制度，但督查組能夠成為長期制度嗎？

此前為了尋找建立健康的房地產市場良方，督查、巡視層出不窮，辦法依舊付之闕如，可見找準制度與市場方向才是重中之重。有審計表明，這些巡視的經濟代價了嗎？

此次督查要看政令是否出了中南海，改變地方政府為自身利益與民為敵、消極怠工、找不到經濟工作抓手等一系列現象，初衷良善。一個好愿意必須輔之以現代而文明的制度、高效的技術手段，行政序列、官員職責、分稅制改革，是三大基石制度，改革到位才能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