戶籍制度使社會福利不均等，中國仍未建成平等的公民社會。

生育高峰加上外來隨遷子女入學人數增加，使北京采取史上最嚴厲的行政手段，強行減少小學入學人數。北京等大城市教育資源極端匱乏，這不是學生家長幾聲微弱的抗議就能夠解決的。北京上千所小學人滿為患，師資力量匱乏，已經無法實行精細化教育，將近50人的大班比比皆是。

經歷2010年之前的平穩期后（此前十年，北京全市小學入學適齡兒童穩定在10萬人左右），從2011年開始，北京小學入學人數激增，2011后為13.2萬人，2012年為13.7萬人，2013年為17.5萬人。2014年遭遇“五證”難題，入學人數從預測的18萬下降到16萬人左右，其中三分之一是外地戶籍人士，這下降的2萬人意味著有2萬個左右的家庭不得不骨肉分離，或者離開多年闖蕩的北京，或者想方設法重回北京，人倫悲劇因此上演。

非京籍隨遷子女小學入學基本條件是“五證”，即適齡兒童父母或其他法定監護人本人在京務工就業證明、在京實際住所居住證明、全家戶口簿、在京暫住證、戶籍所在地街道辦事處或鄉鎮人民政府出具的在當地沒有監護條件的證明，務工證、暫住證與身份證，是外出務工人員三件寶，為了證明不是盲流到哪兒都少不了。

想辦齊“五證”并不容易，并且各區情況不同，如朝陽區要求學生父母或者監護人的暫住證應在有效期內且來京時間已達半年以上，學生父母有產權房或者有正規租賃合同，需要房東住房半年以上納稅證明。各種證明讓孩子家長跑斷腿，累趴下，為了孩子，老戲碼再次上演，一些夫妻為孩子入學閃離，以離婚為代價替孩子籌集齊完整的五證。

五證不全的家庭收到了逐客令，這些家庭如果想過上全家團聚的正常生活，只能圈鋪蓋離開北京，或者想辦法辦齊五證后卷土重來。

實在說，由于環境與資源嚴重不敷所用，北京并不歡迎那么多外來務工人員占據資源，此前“以證管人、以房管人、以業控人”的外來人口管理模式，已經顯示這個巨型城市并不歡迎普通就業者的姿態，此次嚴厲的小學入學制度不過是增加成本的又一枚重型砝碼。從驅趕不符合條件的外來人員子女入學開始，北京變相提高在京生活門檻。富裕群體不管是不是外來戶，只要能夠繳納得起每年18萬左右的學費進入國際貴族小學，教育不是問題。

對于普通工薪階層，北京作出努力，去年1月正式頒布實施《北京市中小學建設三年行動計劃（2012～2014年）》，基本目標是滿足今后一個時期基礎教育階段常住適齡人口的入學需求，通過新建、改建、擴建200所中小學校，增加16萬個學位。

行政關懷的陽光雨露固然重要，比行政關懷更重要的市場力量與激勵機制。目前存在的現狀是，以公平的名降低教育資源利用效率。據《新華網》報道，北京市外來人口大區昌平區，民辦的打工子弟學校智泉學校高峰期曾有1200名學生就讀，智泉學校校長秦繼杰表示，截至6月16日學校沒有收到一個學生。“一方面大部分打工者拿不到‘五證’，另一方面，符合政策的學生都被安排到公辦學校了。所以我們學校一個符合政策的孩子都沒招到”。民工子弟學校失去存身之地，看起來是對京籍與非京籍一視同仁享受公共教育資源，但鏟除民工中小學的土壤，讓民工子弟與父母分離，很大一部分人從小經受嚴重精神創傷，對中國未來安全的負面影響不容小視。

錯誤的激勵機制在于，一些非京籍孩子在北京接受教育，免費教育經費卻留在戶籍所在地，京籍孩子的家長不斷抱怨，擴大學校數量增加了北京納稅人負擔，學校擴容降低了教育質量。非京籍學生家長有苦難言，他們常常支付了高昂得多的借讀費，卻被抱怨成寄生蟲。這些抱怨不應成為平民之間纏斗的借口，而應該成為制度改進的良機，確定在京入學的孩子，教育經費留在北京，而非戶籍所在地。甚至以免費教育券的方法發給學生家長，由學生家長自主選擇給予哪一地。

無論哪個社會，無論什么理由，政府的免費教育經費應該一視同仁，免費教育資源各地平等，民國南開的張伯苓先生能做到，比張先生時下的國人只能自愧自慚。

基礎教育與心理素質良好的國民，是社會穩定發展的基礎，現在任何踐踏基礎教育的做法，任何增加未來國民心理疾患的做法，無異于與自己的未來為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