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張之爭最近發生在楊小凱紀念會上的爭議讓人失望。

兩位經濟學家的觀點沒有改變，我們看到的是兩種主要經濟理論、兩種不同發展模式在新路徑、在中國新經濟背景下的又一輪交鋒。

張維迎先生是典型的市場派人士，主張由市場發揮作用，出清庫存，否則價格必遭扭曲，資源錯誤配置，病情越來越重，“大量的事實證明，政府無論怎么做都不可能做的更好。”而林毅夫先生一如既往地主張政府的作用，討論的重點不應該是“政府要不要干預”，而是哪一種政府干預能夠真正促進經濟發展，哪一種干預會失敗。“如果要政府去協調，當然有可能失敗，但是沒有政府協調更失敗”，“企業家精神很重要，但是企業家要發展新產品，此前的那些公共知識和基礎設施，要是沒有國家的投入，實際上也不會出現。”而張維迎先生以孔子為盾掩護，“中國最偉大的思想家孔子不是政府資助的。創造思想不一定需要政府資助。”

任何學術爭論想要走向深入，詳盡的數據與事例論證是不可缺少的。最近法國經濟學家托馬·皮克提（Thomas Piketty）的新書《二十一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成為全球暢銷書，引發強烈反響，不管皮克提是不是一個左派，他詳盡的稅收數據統計證明了全球貧富分化的嚴峻形勢，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西方社會由一個繼承來大量財富的寡頭階層把持，而現在我們回到了一戰前的老路。這條路將帶來貧富分化、鍍金時代與殘酷的戰爭。此書之所以在全球尤其是西方世界引起巨大反響，現實的壓力就是最現成的說明。

中國問題非常復雜，因此需要更詳盡的數據分析。

聯合國以及其他機構的數據，顯示了中國經濟發展取得的成就，為人類脫貧數據的根本性好轉所取得的作用。毫無疑問，從上世紀70年代后期所取得的成果，是在龐大的政治權力的領導下取得的。但上世紀50年代之后中國民生大倒退，同樣是龐大的政治權力釀成的慘劇，我們需要分析的是，前后三十年權力架構的作為發生了哪些根本區別，使中國經濟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所謂“改革”、“開放”從數據上來看，將得出什么樣的結論。

從開放以來，中國制造品的市場、價格發生了什么樣的變化，在此過程中，什么樣的因素約束了中國制造業維持在低劣的價格競爭上。筆者曾經從黃亞生教授的《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企業家與國家》一書中得到某些結論，政府干預與GDP競爭，使得資源如何扭曲配置，使得產能過剩與低端競爭變得不可逆轉。從其他文章中可以得出結論，無論是巴西還是阿根廷，最終經濟無法與發達國家相抗衡，都是政府過度參與經濟運作的必然結果。該書的事實案例與數據能夠詳實地印證這一觀點。

從硬幣的背面看，歷史也可以給我們提供更加豐富多元的思維框架。如牛可先生所說，歷史的智慧意味著充分體會到，靜態的的觀點總是不足的、危險的、過于簡單化的。西方資本主義的歷史顯示，國家與市場的關系非常復雜，政府原教旨主義與市場原教旨主義系統性地排斥了對自己不利的證據，也就是系統性地排斥歷史的復雜性。市場與政府的關系可以參照格龍申科的經濟史系列著作。

資本主義崛起時，強人政治與精英統治成為某些后發國家的主流選擇，如德國的俾斯麥與上世紀50年代韓國的樸正熙統治，沒有這些強人，很難想像這些國家有今天的發展。但阿根廷有庇隆，印尼也有蘇哈托，這些強人并沒有起到樸正熙在韓國歷史發展發展中的關鍵轉折作用。因此，在強人背后一定有系統性的其他復雜因素，如人口、文化、市場契約土壤以及強人個人因素等種種原因，歷史現實是由合力、而絕非單兵突進的某種單股力量形成。

巴西、阿根廷、東南亞四小龍在發展的過程中，其關鍵因素法治契約精神遭到破壞，而韓國等則通過《辯護人》等案例一點一滴地建立起法治社會的準則。即使對于社會較為公認的法治國家觀點，也需要嚴密論證。這正是經濟學家、經濟史家等各方面專家應該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很遺憾，我們目前看到的很少。

韓國與日本有了法治，仍然會有經濟周期，如日本的文化、市場范圍、外貿環境等因素會讓日本失去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但絕對不會讓日本陷入阿根廷式的中等收入國家的泥潭。

如果學凱恩斯，請學到底，凱恩斯是教授，也是政府政策的重要參與者，更是成功的股市投資者。他對于政府、市場雙方都有深入的了解，絕對不會偏激走極端，站著說話不腰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