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石屹與哈佛大學簽訂了1500萬美元的“SOHO中國助學金”協議，此前，張欣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SOHO中國助學金”是在全球范圍內捐助1億美元助學金，資助在世界一流大學攻讀本科的中國貧困學生，家庭年收入6.5萬以下的學子都可以申請。

這在國內引發強烈質疑，主要理由：為什么不捐給國內更需要資金的貧困學生，而捐給肥得流油的哈佛等大學的學生？你潘石屹的財富是從高房價中得來，如今不思回報，反而“恩將外報”？

中國龐大的貧困鄉村地區兒童確實需要資助。筆者在會澤山區重點初中看到的是，人滿為患、物資嚴重匱乏，一個年級七八個班，一個班60幾個孩子，校園小食堂小中午吃飯孩子們排隊在操場吃，小小的8平米宿舍住了十幾個孩子，兩個孩子睡一個小鋪，被子下面沒有床板，直接擱在鐵欄桿上。春天時節，已是群蠅亂飛。

這里的孩子們顯然比讀哈佛的中國“普通貧困生”更需要錢。但我們不能逼迫潘石屹非要捐助國內貧困地區的孩子，市場是自由的，捐贈同樣是自由的無國界的，比爾蓋茨可以捐助全球艾滋病患，可以幫助非洲赤貧人士，而作為年度捐贈計劃的一部分，巴菲特今年向比爾和梅林達-蓋茨基金會（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以及其他幾家慈善機構捐獻了價值28億美元的股票。美國人沒有跳起來指責比爾蓋茨與巴菲特為什么不投入美國本土富民運動，為什么不像中國的陳光標一樣，讓紐約的一些流浪漢吃上飯。慈善，是個體自覺。

在一個市場與社會架構相對完善的社會里，各個慈善基金會、各類文化藝術基金會，支撐起豐富多彩的世界，為各個領域帶來光明。世界參差多彩，各方并行不悖：茅于軾先生等人致力于中國鄉村工人技術培訓，拓寬他們的就業市場，值得尊重，誰又能說資助紐約大都會歌劇院的富豪們不值得尊重呢？連人都吃不飽，還去管交響樂和歌劇——這樣的指責只能證明指責者的短見與功利。

潘石屹從鄉民到富民，所見所聞所經歷，足以讓他作出理性選擇。

中國赴美學生越來越多，2013年8月12日，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報道，受到應試教育和高考壓力的影響，中國赴美留學中學生的數量近年來大幅增長，初中生數量5年間更是翻了100倍。在2010至2011學年，在美國的中國籍高中生人數接近2.4萬，超過全部赴美中國留學生總數的15%。2006年，有65名中國初中生在美國留學，2011年上升到6725人。在美讀大學的更是不可勝數。教育國際化是大勢所趨，誰也無法阻擋。未來中國具有國際視野的各方面人才，很多將出自其中，也許這些學生中的某些人，將決定中國甚至全球的走向。

哈佛是個富得流油、各方捐助源源不斷的老牌私立大學，而耶魯大學的投資機構在市場中素有盛名，2011年《南方日報》采訪哈佛大學國際招生面試官Ruth Boulet女士，證明有60%的學生享受了學校的資金援助，潘石屹愿意加助一臂之力，沒有什么不好。潘石屹強調自己資助的是家庭年收入6.5萬元經下的中國貧困生，大可不必，哪怕資助國際貧困生，又有什么不可以，還能體現國際情懷。

至于高房價、房地產商原罪問題，不必與捐助扯在一起，有制度與法律在，如果有確鑿的證據，直接向有關部門提供證據就是。那么多開發商得到了財富，還有那么多開發商破產，市場起起落落，潘石屹捐款之前不提原罪，現在陡然提起有些司馬昭之心。

讓人擔心的是，美國知名大學中，中國高管與富裕群體的子弟占了很大一部分——不要以為勾兌僅存在于中國大學，美國大學同樣如此，只是程度要輕一些——到世界一流大學的資金會不會成為另一個人際管道，就像某些商學院的作用？會不會成為降稅的通道？但愿是杞人憂天。

慈善家曹德旺先生，從1983年至今持續30年的捐贈，總額近60億元，在國內開創嚴苛的捐贈問責制，以制度制止捐贈領域尋租，為建立誠信捐贈開了好頭。他不張揚，有底線，以制度為屏障把善款高效地用到了該用的地方。潘石屹先生善舉無可厚非，曹氏慈善顯然更令人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