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民投的掛牌，證明中國式民間財閥的誕生。以往雖有德隆、復星等公司，但掛著中字號、公開產融結合成立金融控股公司、注冊資金就達到500億的，這是第一家。

了解日本、韓國寡頭模式的人，對此形式并不陌生。日本、韓國財閥互相持股，掌握實體與金融命脈，對本國經濟發展功不可沒，但最終形成龐大的既得利益階層，日本、韓國都有刮骨療毒的過程，去除寡頭發展模式，讓民間競爭力再次點燃經濟引擎。

日本、韓國財閥在發展之初具有不同于我國財閥的特征。

首先，從實體起步，而不是直接進入金融領域。日本從明治維新以來，政府大力扶持本國大型企業與歐美等國競爭，政府大力扶持本國企業，投資62萬日元的長崎造船廠，連同4.4萬元的庫存，以9.1萬元賣給了三菱；投資59萬日元的兵庫造船廠，以1成的價格賣給了川崎；投資18.9萬元的品川玻璃廠，以25年分期支付8萬元的方式賣給了西村。三菱、三井等企業，直到現在還有旺盛的生命力。從實體起步的財閥進入金融業，從銀行到信托、保險、證券等，互相持股掌握重新產業鏈的上下游是這些財閥的典型特征。

韓國財閥是由韓國家族企業發展而來，三星集團、現代集團、LG集團、SK集團等是世界知名大型跨國公司，掌握幾乎所有重要的實體企業。

上世紀60年代韓國財閥發展紡織業；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發展重工業、軍工和化學工業；90年代初財閥發展電子和高科技產業。根據韓國央行的數據，2010年，三星集團銷售額占韓國GDP的22.1%，2012年韓國實際GDP為1103.4673萬億韓元（約合人民幣6.3858萬億元），其中三星電子全球銷售額占GDP的18%，三星電子和現代汽車（84.5萬億韓元）銷售額總和占到韓國實際GDP的26%。

可見，財閥是日本明治維新與韓國樸正熙變革的產物，通過集中政府與民間的力量，建成大型企業在內起經濟支柱作用，在外參與國際競爭。這些企業對所在國的經濟發展，從經濟落后的國家上升為中等收入國家，功不可沒。

其次，到一定階段后，寡頭經濟對發展的阻礙大于成就，必然經歷刮骨療毒式的根本革新。

二戰之后日本的財閥模式與大地主模式，受到占領國美國的打擊，美國決心打垮支撐日本軍國主義的經濟體系。但為了經濟二次飛升，朝鮮戰爭爆發及1955年日本加入關貿總協定，參與國際競爭的日本產生了的財團經濟模式，產融結合控制日本經濟命脈，以集團軍的方式參與國際競爭，財閥時代的家族制度被職業經理人、股權架構取代，豐田等集團的出現就是典型，到目前為止，豐田仍是日本最具國際色彩與國際競爭力的企業。

為了破除美國“金融公司持有一家公司股權不得超過10％”的反壟斷限制，日本財團開始互相持股以確定不違反規則，為了出口，日本財團從實體、制造到金融、貿易全部貫通。這一模式到達上世紀80年代又陷入瓶頸，經歷了泡沫破裂，直到現在日本仍未能取得經濟模式的突破，大企業創新能力不足，小企業在路徑、融資等方面仰賴大企業的投資。

韓國同樣如此，1997年金融危機后，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機構指導下，韓國逐步削弱財閥凌駕于法律之上的權力，成立了數千個民間經濟自律組織。在金融危機之中當選總統的金大中，是公平法律的倡導者，開始改革韓國經濟、打擊大財閥，主要措施包括：要求財閥集中發展核心業務領域，剝離無關領域;下放財閥管理權，鼓勵聘用專業管理人士;加強財務管理以限制財閥掩蓋子公司虧損的能力;通過反壟斷法和遺產繼承稅限制家族對財閥的控制和管理權。目前韓國的變革仍然沒有結束，但從韓國經濟在國際上競爭力的提升，可以看出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上述日韓兩國產融結合財團為本國實體經濟發展作出了杰出貢獻，而不是一味依靠資本市場的溢價大發橫財;雖然財團具有特殊地位，但越來越完善的法律保障了底線公平的競爭環境，但中小企業不至于走投無路;上述財團與本國密切相關，絕不會成為其他國民后在壓榨本國小民獲取暴利。這方面，董文標先生升力效法的摩根，是經商能力與人品的表率。

中民投作為民間產融財團旗幟，對實體經濟是有利還是有害，對金融秩序產生何種影響，是否在規則許可的范圍內聚財，將受到密切關注。如果中國財團能起到當初日本、韓國財團的作用，是上上大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