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名男子在福建省安溪縣金融行政服務中心6號樓跳樓自殺身亡，死者謝某齊是安溪萬安擔保有限公司老板，香港籍。一份有謝某齊簽名并按手印的遺書顯示，他因債權債務問題，“無法再生存下去”。遺書末尾還希望“所有做高利貸的人引以為戒”。

這雖然是擔保行業一個比較極端的個案，但其背后的原因卻是整個行業的不景氣，亂象橫生。

擔保機構分為融資性擔保機構和非融資性擔保機構兩種，其最重要的區別在于，非融資性擔保機構是未經融資性擔保業務監管部門批準，沒有融資性擔保機構經營許可證，只在工商部門注冊領取營業執照的機構，名稱一般是“某某投資擔保公司”或“某某擔保公司”等。

然而，不論是融資性擔保公司還是非融資性擔保公司，近年來倒閉潮、跑路潮已呈現全國蔓延之勢。整個行業也面臨著更為嚴峻的洗牌過程，多米諾效應短期很難終結，因而很多公司都在尋求轉型之路。

全國范圍大規模整頓擔保行業

早在2010年，七部委聯合出臺的《融資性擔保公司管理暫行辦法》，開啟了擔保業的整頓。此后幾年，各地主管部門便展開了轄內擔保公司的風險排查和資質重審。而自今年年初開始，針對一些地區非融資性擔保公司數量激增、業務混亂的現象，銀監會、發改委等八部門聯合發布通知，對非融資性擔保公司予以清理規范。

四川資本大鱷“華通系”實際控制人疑似跑路卷起的硝煙還未散去，西南大型擔保公司匯通擔保的門口又有投資者拉起“還我血汗錢”的橫幅……四川儼然成為擔保行業的重災區，數十家融資性擔保公司陷入破產深淵；有12家融資性擔保公司被列為不合格公司，并一律注銷經營許可證，不得繼續開展融資性擔保業務；另有23家公司被列為整改類公司。

擔保行業的發源地河南省也在對擔保行業進行大規模整頓，最新數據顯示，河南省擔保公司數量已從2010年底的1383張備案證減少到今年的僅有343張融資擔保業務經營許可證。從數量上看，整頓成效明顯，但實際上是一邊整頓一邊又出新問題，特別是那些打著擔保公司旗號從事非法集資等活動的公司，整頓之后有的換個名字接著干，有的直接把爛攤子扔給了政府。

除此之外，廣東、烏魯木齊、浙江、江蘇、湖北等地也出現了類此情況，大部分擔保公司或被移交，或重組，或變更，或注銷。

更為嚴重的是，一些擔保行業的“害群之馬”——涉及違法違規亂集資、放高利貸、擾亂金融的活動繼續存在，這種被稱為“擔保亂象”的問題不僅僅是存在于某個地區的個案。

但相比開展清理整頓之前，某些非融資性擔保公司的變化只是不再大肆散發宣傳單，而是變得比較“低調”，以“投資擔保”名義從事涉嫌非法集資活動的現象并沒有得到完全的遏制。

擔保“新政”法律層級或將提升

一些業內人士認為，新一輪清理整頓是為擔保“新政”鋪路。

根據銀監會2010年公布的《融資性擔保公司管理暫行辦法》，融資性擔保公司不得發放貸款和受托發放貸款。但目前擔保公司由于有資金閑置的情況，通過銀行委托貸款貸給企業的情況普遍。

湖州市公安局經偵支隊經過對多起擔保案例進行深入分析之后認為，為切實解決中小企業融資困難，對擔保公司的放貸行為應重新予以審視。對于轉貸（在保企業不能按期償還銀行貸款時，為保證企業信用，由擔保公司借款給擔保對象，使其用“自有資金”償還銀行貸款）、委貸（擔保公司閑置資金過多，委托銀行代為放貸）、短期貸款（實力和信譽均好的擔保公司將閑置資金用于為有貸款需求的企業提供短期資金支持）應該予以支持。鑒于中小企業擔保業務風險大、收益低，應該在適當的比例、利息、期限內，允許擔保公司從事貸款業務，但不宜一味放開，而應予以有限的認可。對于多次放貸、期限在一個月以上、利息較高等情況，應認定無效。

據了解，聯席會議2012年第一次會議決定啟動對融資擔保業管理辦法的修訂工作，目前修訂暫告一段落，新辦法法律層級或由部門規章提升為行政法規，同時，相關業務規則、風險控制、監管措施和處罰手段都將進一步完善。

擺脫困境必走轉型、創新發展之路

“隨著洗牌的推進，未來擔保業可能會形成幾家獨大的格局。”中科創金融控股集團總裁常虹接受媒體采訪時稱。

談及擔保業轉型的問題，業內人士均表示，擔保業必須擺脫高度依賴銀行的現狀，未來轉型的方向有尋求上市、參與股權投資、財富管理等。

常虹認為，有著強大國資背景的擔保公司會向著綜合性的金融控股集團轉型，逐漸弱化對擔保業務的依賴；注冊資本在2億元以下的擔保公司則大多數會在洗牌中消失；只有極少部分有可能會走細分行業的專業化路徑，專做某一行業領域的擔保業務。

據了解，目前實際以擔保收入作支撐的公司少之又少，大部分擔保公司只保留了傳統的擔保業務，無一不是向綜合金融方向發展，他們把目標瞄準了財富管理、股權投資、互聯網金融等多個平臺業務，赴港上市的兩家公司無一不是如此。這樣從行業層面盡可能擺脫對銀行的單純依賴，多元化的財富管理也使得利潤回報更快。

不過，目前監管部門對于擔保公司的經營情況沒有較為詳細的信息公示，有些合作方對于整頓結果并不知情，這就使得部分擔保公司在與其他機構創新合作時有機可乘。比如，擔保公司與互聯網金融平臺合作的融資擔保業務屬于擔保公司表外業務，監管層對擔保公司的監管主要側重表內業務，這就可能產生一些不合規操作。筆者建議，監管層在對擔保公司的業務監管方面做相應調整，并對擔保公司的經營情況進行必要的信息披露，對行業的清理整頓的結果通過多渠道向社會公眾進行公布。

目前的不太景氣的經濟環境再加上大規模行業整頓，使很多擔保公司不得不面臨生與死的命運。筆者認為，擔保公司要邁過這道坎，不僅自身要合規經營，加強風險識別與風險控制能力，做到“不作死”，還有更重要的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政府支持，這里邊涉及到政府要對擔保公司進行深入調查了解，對于有希望的企業，政府有必要出面協調銀行給予其更高的容忍度，甚至要適當讓利，給擔保公司留條活路幫其渡過難關；另一方面則是擔保公司自身要在合規經營的基礎上，在跟傳統銀行合作的基礎上，創新產品、創新合作模式、創新反擔保措施，通過創新找出路。

總之，筆者認為，夯實自身的風險管理能力和產品創新能力，是未來擔保公司信用實力的提升需要依賴的兩個必經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