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中誠信托旗下“誠至金開1號”在最后一刻避免違約，但問題真的解決了嗎?對于投資者而言，雖然這一信托產品的第三期利息打了水漂，但本金安然回歸，也算有驚無險。然而窟窿并未補上，30億的風險黑洞已從中誠信托、工商銀行和投資者手里徹底轉移到接盤的“戰略投資者”手里去了。

令人費解的是：誰會拿30億真金白銀去購買一個已經破產清盤、所有資產估值不足5億的企業股權?戰略投資者的真實身份為什么不披露，其背后真實的隱衷是什么?

有傳聞說是華融資產管理公司接手。作為專門處理不良資產的機構，華融接手瀕臨違約的信托計劃也屬正常業務，可既然是“不良資產”處置，為何其收購價格沒有體現出風險折扣?原價接手，保本兌付，還能叫“不良資產”處置嗎?

亦有傳聞是保險公司接盤。倘若如此，那么30億的隱性窟窿則是從信托公司轉嫁到保險公司，風險依然存在，只是換了人家。

根據公開披露信息，三家接盤的戰略投資者是由中誠信、工商銀行和地方政府引進的。讓人感到蹊蹺的是，這三家“戰略投資者”分別是誰?他們與工行、中誠信及地方政府達成了什么樣的利益交換條件，才肯以30億真金白銀“購買”振富能源集團既不能帶來現金流又缺乏流動性的資產?

拋開上述層層疑團，從金融市場和經濟結構調整的宏觀角度，如何權衡這種剛性兌付的利與弊?

從短期金融市場的穩定性來看，信托剛性兌付的好處貌似不少：第一，信托公司保住了品牌信譽，可以繼續發行新產品，且融資的成本仍然不用包含信托產品違約的風險溢價。第二，代銷銀行仍然可以源源不斷地發行各種理財產品(其中很大一塊是信托產品)，賺取高額手續費，“剛兌”使得銀行的客戶把信托產品看成和存款一樣安全，無形中擴大了該類理財產品的傭金收入(利差)。

但從金融市場的資源配置和經濟結構調整的角度來看，信托剛兌弊端顯而易見。

2013年中國社會融資總額17.28萬億元，按照12月份的結構統計，其中銀行信貸只占43%(包括人民幣和外幣貸款)，而信托產品的存量總額卻高達11萬億元。金融市場的流動性越來越緊張，其實和信托產品大量吸收社會資金具有密切關系。

從資金用途來看，目前信托類的融資項目有一多半屬于營運現金流很弱甚至基本沒有現金流的僵尸類項目(企業)，它們不斷通過借新還舊來維持“生存”，只要信托業剛性兌付繼續維持下去，這類機構就可以繼續從市場上獲得資金，他們提供的“高收益”使得市場資金源源不斷流向信托項目，造成整個社會資源配置的逆向選擇。

2013年廣義貨幣量增速13.6%，高于名義經濟增速近5個百分點，而市場利率卻節節攀升，這種奇怪現象的產生和信托等影子銀行密切關聯。高風險、低效率的僵尸項目和低效企業通過信托項目實現“借新還舊”，從而產生了與企業業務增長無關的資金需求，這種需求端的虛熱形成的“供不應求”人為地造成金融市場的流動性緊張，推動利率中樞上移，導致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上升，抑制企業利潤的增長，尤其是新興行業的成長速度。

根據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的報告，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已經從2007年的4%降至2012年的-1%，這種資源利用效率的連連下降，就是資源錯配的直接后果。

2014年中國宏觀經濟的結構調整效率，很大一部分程度將取決于“杠桿轉移”的成效。這要求金融部門通過實質性的減杠桿，迫使部分低效企業、僵尸項目退出市場，然后將有限的資金資源輸送往環保、醫療、電子及其他新興行業。所謂“先減杠桿再加杠桿”，即在保持整體負債率穩定的情況下，使得資源流向高效率、高成長的企業和新興行業，實現國民經濟的結構調整。因此，信托剛性兌付能不能突破，關乎金融杠桿轉移能否順利實現，關乎經濟結構調整能否有效實現。

打破剛性兌付，會引起金融市場局部的震蕩，但這種“陣痛”是治病的痛，是宏觀經濟消炎、痊愈的代價。繼續讓信托導管養著那些僵尸項目、僵尸企業，還是置之死地而后生，這是一個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