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志偉   來源|新眸(ID：xinmouls)

一個明顯的感知是，互聯網經濟拓寬了傳統就業形態。

4月21日，滴滴對外宣布成立“網約車司機生態發展委員會”，網約車平臺公司CEO孫樞擔任委員會主任，直接向滴滴出行董事長、創始人兼CEO程維匯報。平臺司機負責人劉西帝任副主任，滴滴安全、規則、產品、供需、區域、溝通、公益等部門負責人擔任常設委員。

圖源：滴滴官方

從某種角度上來說，滴滴是首家發布關于“新業態平臺上就業人員的權益保護”的互聯網企業，這一舉措，也意味著互聯網企業運營生態方向開始轉變。

那么，滴滴為什么會在這個時間節點作出這個決策，成立這樣一個部門的背后邏輯和依據又是什么？基于此，本篇文章新眸將從國家政策、平臺角色與解決就業等方面，做出相應分析。

01

生態“拼圖”

互聯網公司開展的線上工作，最終實施與執行都是要落地，而承擔這些職能落地工作的，正是各類線下的靈活就業人員。

一方面，早期電商的普及，帶動了第一批互聯網下線從業人員，他們是個體戶、私營業主等中、小商家，以及規模超過千萬的快遞小哥。

另一方面，自互聯網預約出租車商業模式自誕生以來，就迅速被社會所接納。

就滴滴而言，平臺上有超過1166萬網約車師傅、約18萬代駕師傅、6000名兩輪車運維師傅，3000多家汽車租賃公司，累計有3100萬車主及司機通過滴滴平臺獲得過收入。

擁有5.5億用戶的滴滴，可拉動600余萬相關就業，帶動1826萬個就業機會，實現年運送乘客超過100億人次。

但規模龐大的就業人員，也在不斷挑戰企業在實際運營中的管理能力。對于線下靈活就業人員，和解決線下靈活就業人員所面臨的問題，各家互聯網平臺型企業，都曾有針對性地推出過一些管理方案。

例如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阿里就連續推出了烏云、狂風、春雷等一系列傾斜資源，用以扶助私營業主、中小商家，為當時寒冬中的中小商家提供了支持。

除了互聯網企業的行動外，相關部門也陸陸續續下發了各種指導文件，來解決部分問題。

從國家宏觀政策層面看，強化穩定就業舉措，落實保障居民就業任務，大力支持多渠道靈活就業，無疑是新環境下的重要的政府工作內容。

去年7月15日，國家發展改革委等13個部委發布《關于支持新業態新模式健康發展激活消費市場帶動擴大就業的意見》，把支持線上線下融合的新業態新模式作為經濟轉型和促進改革創新的重要突破口，推動“互聯網+”和大數據、平臺經濟等發展，創造了更多的靈活就業機會。

國務院辦公廳出臺的《關于支持多渠道靈活就業的意見》指出，“我國靈活就業從業人員規模達2億左右，在解決勞動者生計同時，緩解了城鎮就業壓力，成為吸納就業蓄水池。”“十四五規劃”也進一步強調，“要健全農民工、靈活就業人員、新業態就業人員參加社會保險制度”。

地方政府方面，廣東省發布了《關于開展新業態平臺靈活就業人員信息采集的公告》，要求廣東省范圍內運營的各類電子商務、網絡約車、網絡送餐、快遞物流等新業態平臺企業提供通過新業態平臺實現就業的人員信息。

從中央到地方，密集的政策發布，切實保障靈活就業的重要程度，不言而喻。在新眸看來，滴滴成立“網約車司機生態發展委員會”的成立，就是對相應政策的積極回應。

02

攻堅“運營”

車主和司機，是網約車平臺發展的基石。

車主及司機通過平臺，提供了出行工具（車輛），也提供了出行指導人員（司機），對于平臺來說，注冊車主及司機，是平臺最為核心的運營資源，也是平臺整合社會資源、共享出行資源和優化出行方式的基礎邏輯。

于此之下，如何保護這些選擇在平臺上獲取收入的就業人員，就成為不得不面臨的問題。

需要注意的是，在平臺、監管層和用戶中，車主、司機群體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存在，他們提供了生產資料（車輛）、提供了生產人力（自身）來為乘客服務（按照既定路線送達目的地），以獲得乘客為此支付的費用，并將這些費用作為收入之一用來支配。

因而，“網約車司機生態發展委員會”的成立，則寓意了滴滴在探索保障平臺注冊車主及司機的方向，具體而言：

首先，委員會在滴滴內部的規格很高。由網約車平臺公司CEO孫樞將擔任委員會主任、第一責任人，滴滴黨委統籌指導、參與支持委員會相關工作，并邀請法律及社會學等領域的專家作為顧問，直接向創始人程維報告。

其次，委員會工作范圍覆蓋很廣。涉及到滴滴的安全、規則、產品、供需、區域、溝通、公益等職能部門。

第三，委員會制定工作內容的信息來源很廣。將采取線上調研、司機開放日、司機共創會、司機懇談會等形式來獲得相關信息，以指導工作。

第四，對外合作形式比較多。除了注冊車主及司機、乘客，還有相關政府主管部門和勞動者權益保障部門，以及業界專家、學者，這樣的目的是共同推動網約車司機群體的權益保障盡快升級試行，幫助互聯網零工經濟的從業者建立起更理想的勞動環境和更務實的權益保障。

第五，重點工作問題也比較突出，即確保出行淡旺季的供需平衡，穩定司機收入。委員會將采取更高效的司機補貼和定價機制，以多勞多得、優勞優得為基本原則，為司機提供既穩定又靈活多元的收入模式。

第六，積極探索司乘關系等可能引發的社會問題，制定更加公平合理的平臺規則。比如在司乘糾紛、費用糾紛、虛假投訴等實際落地場景中收集更多的證據價值鏈，而不是簡單的只看單方面的信息。

此外，還要綜合考慮平臺注冊車主及司機的身份、性別、家庭及本職工作等從業背景，從而更加優化的推出針對性措施。比如在滴滴平臺上接入的237萬女性注冊車主及司機，相對于男性車主及司機，她們將會有其它針對性措施來擴大保障范圍。

根據前瞻研究院調研，在2020年前三季度靈活就業求職熱門職位TOP10中，司機占據了三席，注冊車主及司機群體作為網約車出行的服務提供方，他們在就業方面的穩定性、收入方面的公平性以及乘客評價的獲得感等勞動權益，應該得到有效保障。

客觀說來，司機生態建設是三者良性互動的保證，服務行業勞動者權益保障和服務質量其實是同進退的。在新眸看來，滴滴生態委員會的成立，將為新型就業形態提供了一個可供探索的選項。

制定合理的運營規則，對平臺就業人員進行全面的保障計劃，是企業必須承擔的社會責任，也是企業探索可持續發展的必經之路。通過維護和保障注冊車主及司機，滴滴在不經意中完善了生態鏈最重要的資源環節。

事實上，滴滴當下的決策也是有跡可循的。自2015年開始，滴滴就在圍繞“運營商”角色，試圖完善乘客的一站式出行平臺，建設圍繞車主和汽車的一站式服務平臺，最終使滴滴成為面向未來的“出行運營商”。

簡而言之，通過構筑最為基本的供需生態，在滿足基本供需，以更多的接入方式和推出更多的增值服務，逐漸走向汽車運營商服務的商業化場景，以實現角色轉變的真正落地。

03

是選擇，也是責任

在公告中，滴滴對于注冊車主及司機的描述有這么一段，即在全國2200多個城市，在3100萬中超過21%的注冊車主及司機以“跑滴滴”作為家庭唯一收入來源。

2020年疫情期間，有超過16萬滴滴司機志愿加入滴滴醫護車隊，他們從武漢啟程，在全國15個城市為4萬名醫護人員提供了100多萬次免費接送服務。

也就是說，除了全職“跑滴滴”的人群，更多的是屬于兼職或者第二、第三職業，這些人員組成復雜、形式多樣，能夠更好的指導、維護和管理，對于社會穩定、促進平臺良性發展、保障平臺就業人員收入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新業態平臺催生了一批新就業形態和靈活就業崗位，雖然國家從中央到地方都發布過不少的指導政策，比如在北京，當新業態從業者遭遇因工爭議時，可以向工會申請援助；在廣東省，今年4月1日起網約車司機可網上辦理工傷保險參保；在浙江，通過立法規定網約車平臺可單獨為司機買工傷保險；在重慶，將網約車司機被列為社會保險補貼對象等政策都在不斷出臺。

滴滴選擇從正面回應，一方面，代表企業維護平臺就業人員相關權益的決心，另一方面，企業發展到一定階段時，是需要主動承擔社會責任的。

選擇通過網約車平臺就業的注冊車主和司機，嚴格意義上來說，他們是不屬于平臺正式員工的，只是依附于平臺，由自身提供服務，而不是平臺提供服務。因此，很大程度上來說，他們與平臺的關系更多的屬于“合伙”，這種情況就非常需要企業、政府及行業主管部門協同出面，維護他們的權益了。

當平臺就業人員在參與感、獲得感等方面得到保障后，靈活就業這種模式對促進就業的價值，適用于平臺經濟的社會保障的新模式才有可能成為新經濟背景下的新選擇。

編者按：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新眸(ID：xinmouls)，作者：志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