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下半年以來，部分銀行機構對銀擔合作漸趨謹慎，逐步壓縮合作規模，行業平均放大倍數只有1.74。2011年銀擔行業凈利潤只有15億元，平均資本利潤率為2.7%，資產利潤率為2.1%，均處于較低水平。

擔保主業回報率低，容易引發一部分機構將資金投資于高風險的副業，造成監管難、風險隱患大。

而近來擔保公司風險的集中爆發，也使得近日銀監會融資性擔保業務監管部際聯席會議頒布《關于規范融資性擔保機構客戶擔保保證金管理的通知》。通知明確，融資性擔保機構收取的客戶保證金，用途僅限于合同約定的違約代償，嚴禁用于委托貸款、投資等其他用途。

“廣東省很快將大面積排查擔保機構，會引入第三方機構做審核，逐家排查看擔保機構有沒有違規行為，財務、經營、表外業務、股東的情況都會作為排查對象。”5月8日，廣東省金融辦一位負責人說。

“從上面傳來的信息看，政府一直都在念緊箍咒，對擔保業收得越來越緊。”趙先生感慨地說，“政府一直說要支持中小企業，卻不支持給中小企業撐腰的擔保機構。一直以來，政府沒有實質上的行動來支持擔保業度過這場危機。”

“擔保行業的未來很難預測，現在看來形勢很悲觀。”一位廣州市擔保公司的項目經理說，目前其所在的公司沒有業務做，整個行業進入冬季，“跳槽的同事很多，許多人去了小額貸款公司，沒去的人也在找工作，我也在找機會。”

廣東民營擔保機構的這場“斷糧”困境的根源就是銀行暫時叫停了銀擔合作，而它源自2月份“華鼎、創富危機事件”的爆發和蔓延。作為廣東排名前列的民營擔保機構，華鼎、創富挪用客戶從銀行取得的貸款做投資，卻最終因資金鏈斷裂而倒閉。這次危機在監管部門、銀行、擔保機構、企業之間掀起了一場巨大的信用風波，挑戰了銀行對民營擔保機構的底限。此后，銀行紛紛收縮、停止與當地擔保公司的合作，迄今已近3個月。

據前瞻產業研究院調查顯示，廣東省內，擔保公司“斷糧”最嚴重的是廣州市，這正是華鼎和創富的總部所在地，因而受影響也最深。而深圳、東莞、佛山等珠三角的擔保公司，盡管銀行對銀擔合作漸趨謹慎，逐步壓縮合作規模，但是尚未出現嚴重的“斷炊”現象。

在銀擔合作困難重重的今天，一股曲線救國的“暗擔保”之風開始在廣州擔保業默默吹起。

在廣州一家擔保公司做經理的張先生，最早聽到的“暗擔保”是在今年春節后到銀行拜訪時，當時部分大行已經開始嚴控和融資性擔保公司的合作，特別是民營擔保公司之間的合作，于是，銀行相關負責人建議把擔保公司擔保的方式改為“關聯擔保”的方式。在這種“關聯擔保”中，簡單來說是，A企業從銀行獲得融資，擔保公司不是以擔保公司的身份，而是作為“關聯企業”來為A企業的項目做擔保。

“我們公司不敢做這種擔保，因為風險大。雖然協議上指定只有在借款擔保這事上是作為關聯方，但是如果追究起來，企業無論是貨款發生問題，還是來不及供貨，實際上一切企業發生的風險都可能追究到關聯方。”張先生說。

而在華鼎和創富的事件爆發后，最近廣東的“暗擔保”開始進一步演化。據某廣東融資性擔保公司總經理介紹，簡單的來說，這種“暗擔保”是指A公司向銀行申請貸款，擔保公司找來B公司作A公司的貸款擔保企業，私底下擔保公司再為B公司做承諾，給B企業做一個反擔保。實質上仍由擔保公司承擔A公司銀行貸款的擔保責任。“如果A公司出風險，B公司先承擔責任，擔保公司再賠付給B公司。還是擔保公司兜底。”

“現在經濟環境不好，擔保公司無法提高擔保費用，而由于擔保的鏈條變長了，擔保機構要支付一部分利潤給找來做擔保的企業，所以擔保機構的利潤肯定被攤薄了。”上述總經理說。

據上述總經理介紹，“做暗擔保主要是擔保公司已承保的存量項目，目前大行不能再與民營擔保公司合作這些項目，而這些項目需要平安落地——銀行也擺脫不掉這些企業，因為銀行如果收貸，企業就會死掉，而擔保機構也沒有代償能力，所以大家只能一起協商把這種放貸用暗擔保的方式往后延期。”

而另一種做“暗擔保”的擔保企業則更是無奈，一些擔保機構沒有業務做了，如果還想活下去，只有這種辦法，上述總經理說。不過，在利潤極低的情況下，就需更加謹慎，嚴格風險控制，項目質量要更好，只有這樣子擔保公司才敢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