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研判救市措施的利弊得失，不應只著眼于短期績效。”吳敬璉認為，觀察中國在這次危機中所暴露出的嚴重內外失衡是否已經獲得了改善，關鍵在于是否抓住 了危機中趁勢改革的“機會窗口”，避免了還是助長了行政干預的常態化傾向;是否順利抵御系統性風險，規避了一系列的“黑天鵝”事件。

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李佐軍看來，規避“黑天鵝”事件、保證中國經濟平穩持續發展的唯一辦法就是改革。

李佐軍以收入分配改革為例稱，“縮小收入差距必須從縮小權利差距入手”。

“收入差距中既有合理的收入差距部分，也有不合理的收入差距部分。”李佐軍說，造成不合理收入差距的基本原因是權利差距，如城鄉居民之間的不合理收入差距，是因為農民沒有獲得與城鎮居民平等的納稅、非稅負擔、公共服務、遷徙和勞動就業、受教育、福利保障等。

此外，不同行業之間的不合理收入差距，是因為不同行業之間存在壟斷程度、國家保護程度、政策優惠程度等的差異。

李佐軍認為，縮小權利差距涉及政治體制、城鄉分割體制、特區管理體制、行業壟斷體制等諸多深層次的改革，是一項較為艱巨的系統工程。

對國企高管“準公務員”管理

李佐軍所描述的系列改革中，國企改革是關鍵。

“智石經濟論壇”上，獨立學者衛祥云指出，當前對壟斷大型國有企業高管薪酬進行的市場化改革導致了嚴重的分配不公，已成為影響社會發展的問題。

“國有企業的分配制度改革不能盲目地把國有企業經營者的收入與國外企業相類比。”衛祥云認為，對國有企業的經營者應該實行一套符合中國現狀的分配管理制度，即實行公務員管理或者“準公務員”管理。

他說，凡涉及資源壟斷、行政壟斷、國家安全、軍工和具有公用性質的國企一律應實行單一的“國有體制”，從領導層到員工，均應參照國家公務員的管理模式實行嚴格的“準公務員管理”，實行“行政級別制”和“專業人員職務聘任制”等。

衛祥云認為，分類管理應該成為國企改革的基本思路。具體而言，商貿、建筑等一般競爭性領域，國有企業必須通過改制逐漸退出;金融、保險、證券等由央企壟斷的金融行業，要對民間資本逐步開放，實行國企和私企的公平競爭。

而公共領域和資源壟斷的非競爭性領域，由于投資規模大、收益周期長、協商成本高，不但要實行單一的國有體制，還要探索符合國情的管理體制和激勵機制，而不是疊床架屋式地復制現代企業制度。

“應明確國有企業要分階段、分期、分批退出競爭性領域。”衛祥云認為，不能因為目前部分國有企業在競爭性領域還有利潤就高枕無憂。謹防一旦經濟形勢發生變化，重蹈“國企脫困”的覆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