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二類國家”

事實上，自2010年以來，中國企業在新能源領域的海外投資即呈逐年增長趨勢——歐洲、北美、日本等地區越來越多的風電廠和太陽能電廠的投資者變成了中國人。

中國可再生能源學會副理事長孟憲淦對記者說，盡管暫無統計數據，但近年來中國企業在綠色能源領域的海外投資熱情確在升高。

在這一輪新能源海外投資熱潮中，捷克、保加利亞、希臘等“二類國家”成為熱門之地(相對于美國、德國等信用質量較高的國家，保加利亞等國在標準普爾和穆迪的主權信用評級中多被評為B類)。

由于過去兩年這些國家為發展可再生能源提供了頗為慷慨的資金補貼，來自中國、美國、中東的大量投資者開始涌入這些小國掘金新能源。

以保加利亞為例，其傳統能源貧乏，油氣基本靠進口，政府為此將可再生能源列為重要發展方向，目前可再生能源在保加利亞能源供給中約占12%。保加利亞部分地區年均日照時間達1500-1700小時，東北地區風力資源較好，年發電時間可達2300-2400小時。

為吸引外國投資者，從2011年5月起，保加利亞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針對新能源企業的稅收、信貸優惠措施。比如，推行電價補貼、簽訂長期購售協議、全額收購電量等。

海潤光伏曾對外表示，其在保加利亞共投資建設了90.68MW規模的太陽能電站，未來可獲得保加利亞政府給予的上網電價補貼共4.98億歐元，約合41.43億元人民幣。

中資企業在上述“二類國家”的高額投資收益可見一斑。

變卦的政策

高回報的另一面是高風險——中資企業與該國能源政策變化之間的博弈。

相對于油氣、礦業等其他傳統領域的海外投資，中國企業在新能源投資方面仍是新手——目前這類投資仍以民營企業為主，少量具有開拓精神的央企也有涉足。

不過，在過去兩年的海外新能源投資實戰中，這些新投資者已私下總結出一些不成文的“理論”。

比如“新能源政策不規則變化定律”，它指一些國家在開始給予可再生能源生產商高額補貼，迅速吸引大量外國投資者進入，當局發現政策過于“寬厚”，再迅速“變臉”修改政策，引發投資者損失和一片反對——這一“定律”已經在多個“二類國家”應驗。

事實上，在保加利亞能源監管部門“變卦”之前，西班牙、捷克政府已有“變卦”先例。2012年年底，希臘政府釋放風聲，宣布“擬對現有光伏發電站征收25%至35%的稅率”，從而削減清潔能源赤字，甚至作為“一類國家”的日本，也在2013年進行了類似的政策修正。

“這反映了這類國家的立法水平，極左和極右的思想都在左右新能源政策的制定。”一位長期跟蹤新能源的分析師稱，捷克、保加利亞等國的共同點是在新能源立法上缺乏經驗。

拿起法律武器

海外投資國家可再生能源政策的變化，挑戰著中國投資者的應變能力。

“事實上，我們在進入保加利亞之前就預料到他的能源政策可能變化。”蘇維利說，但考慮到保加利亞還是屬于“可以說理的國家”，因此只需控制好投資規模和節奏，“千萬不要做孤膽英雄，不要做投資最多的那家外國公司，要跟其他國家的投資者抱團在一起”。

這種信心來自海外投資者與捷克政府官司的勝利。2010年底，捷克政府突然宣布對太陽能發電商征收26%的稅。為此，包括天華陽光在內的中資企業與多國投資者組成的投資者團體進行了一場對抗太陽能征稅的戰斗，以證明太陽能稅違背了捷克憲法。捷克政府為此面臨一場高達400億捷克克朗(約合24億美元)的法律索償。

盡管中資企業均不愿向記者透露所花費的律師費，但經過兩年的訴訟，官司最終獲勝。捷克官司給蘇維利的經驗是，盡管這些國家的政府信用程度相對較低，“但只要有理，且肯花時間打官司，至少是講道理的”。

最新表示可再生能源政策可能生變的國家是希臘，這將直接影響中國企業的投資收益。目前，近十家太陽能企業在希臘進行了投資，風電領域的華銳風電此前也宣布，將在希臘建設一個裝機容量200-300MW的風電場以及一個海上風電場。

多家投資者均對記者表示，如果希臘政府真的對可再生能源生產商征稅，“一定會起訴他們”。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投資者說，學會跟各國不斷變化的能源政策相處，已經成為新能源投資者最基本的生存技能。而一個成功的新能源投資者，往往是各國新能源政策的成功利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