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中國好聲音海報

《中國好聲音》最近非常火，商業化演出排得滿滿當當的。

不過，《中國好聲音》正在經受選手背景作假、比賽結果提前泄露、過度商業化等質疑。湖南衛視的《超級女聲》也曾紅遍中國，但終因各種原因被叫停。同樣是湖南衛視的選秀節目，其真正成長起來的選手也只有李宇春、張靚穎等屈指可數的幾位。《中國好聲音》會否步《超級女聲》后塵?

中國傳媒大學講師、星空傳媒項目顧問徐帆認為，“好聲音”的學員能否成長起來，仍需時間檢驗。“體制內的平臺如央視等對選秀出來的選手的接受度降低，而這也會影響到這些歌手在市場上獲得的認同度。”

“最大的風險是政策風險。”徐帆表示。實際上，因為政策對此類綜藝節目的限制，已經對其產生影響。例如，節目不能直播，導致比賽結果提前泄露。而節目不能公眾投票，使得媒體評審團的專業化與代表性問題飽受爭議。

制、播矛盾

隨著《中國好聲音》的走紅，該節目的播出方浙江衛視和制作方燦星制作都強調各自的品牌形象。

浙江衛視副總監兼節目中心主任杜昉表示，將浙江衛視在《中國好聲音》中的地位比作“控股集團”。“《中國好聲音》并不僅僅是一個節目，更是一個系統的工程，就像一個樓盤的項目，蓋房子只是其中一個很小的部分，還有拿地、營銷、買賣等等其他環節。在“好聲音”這個工程中，浙江衛視就像是操盤手、控股集團。” 杜昉稱。

而燦星制作宣傳總監陸偉則表示，燦星制作已經買下了《The Voice》三季的版權，此前制作方與電視臺合作，電視臺需要一次性支付一筆費用，而現在浙江衛視不需資金投入，只提供了人員和設備。陸偉表示，所購買的三季版本在燦星制作手中，如果順利的話會繼續跟浙江衛視合作，但也會考慮其他合作方。而杜昉表示，三季的《中國好聲音》都會在浙江衛視播出。

這些口徑上的微妙出入，顯示分成投資這一模式下雙方的磨合剛剛開始。“電視行業是一個相對保守的行業，他們握有頻道資源，習慣作為甲方，讓別人看自己臉色這樣的姿態，這是一種思維習慣。”徐帆表示。

作為星空傳媒的項目顧問，徐帆參加過《中國好聲音》的一些合作事項。他表示，雙方也會有意見的不統一。在外界的推廣，雙方的口徑也不一樣。

“但這些都是基于市場規律的利益博弈。在市場行為中，沒有最佳方案，只有次優方案，來協調雙方的利益。”徐帆表示。他認為，在《中國好聲音》中，浙江臺更像一家很有眼光的超市，引進了一種只能在這個超市買到的商品。

目前已經得到確認的是，《中國好聲音》的第二季仍將在浙江衛視播出。那么，雙方的合作模式、分成比例有無變化?杜昉用“大同小異”來形容。

學員能紅多久?

據前瞻網記者了解，在《中國好聲音》后續的產業鏈開發上，則主要由燦星制作承擔。杜昉表示，學員們可以繼續在浙江衛視這個平臺上演出、曝光。但對于未來的產業鏈，浙江衛視與燦星制作的訴求不同。

“浙江衛視主要是做節目和播出平臺，浙江衛視不需要而且體制目前也不適合去做太多線下的事情，我們是國企，不可能承擔太多的經濟功能。即便是在權限范圍內，我們也不想做成一個天娛，天娛簽了200多個選手，真正能發展起來的有幾個?我們不想學員毀在體制上。”

盡管《中國好聲音》的學員目前身價高漲，出場費甚至達到30萬元，直逼一線明星，但未來能否持續走紅仍然存疑。

“中國選秀節目的后續開發，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到目前為止，仍沒有成功的案例。”徐帆表示，體制內的演藝活動對選秀選手的接受度不高。“李宇春能上春晚，就是轟動性的大事件。而事實上，選秀選手在央視等地方露面后，在市場上的議價能力也提升很多。”

“《中國好聲音》的學員在有官方話語和市場話語的情況下，未來能不能走出來，還不好說。”上述人士表示。

而此前，徐海星等選手被爆出屢打悲情牌、有意隱瞞乃至篡改身份的消息，由于不少參賽選手有多次參與選秀節目的經歷，有的甚至已經從事職業歌手多年，《中國好聲音》還面臨著“炒剩飯”的質疑。

青海衛視的品牌總監劉朝暉質疑道：“他們說白了就是把一個準專業水準的歌手先往低處了說，渲染其在社會上辛苦打拼的悲情，讓不知真相的觀眾驚為天人。”

而杜昉認為，《中國好聲音》并不排斥有經驗的選手參賽。“不要求一定是新人，參加過別的選秀的，有過豐富演出經歷的也可以參加。《中國好聲音》就像一個博士生導師班，進學院培訓的，有工作經驗的也好，應屆畢業生也好，都可以參加。”杜昉表示。

對于下一季的學員招募，杜昉較有信心：“學員肯定會招到。中國非常大，很多江湖高手可能還沒有出山。有第一季的影響力，對于以后的學員會有正向的作用。”

政策之傷

徐帆認為，綜藝節目的風險不僅是商業上的，更是政策上的。“政策風險是最大的風險。”

2012年初“限娛令”施行，國家廣電總局對相關節目把控尺度嚴格，僅審批通過《花兒朵朵》等幾檔選秀節目。在這種大背景下，由于2011年《快樂女聲》屢屢超時，國家廣電總局勒令湖南衛視2012年不得舉辦任何選秀節目。

誕生在“限娛令”等政策之下的《中國好聲音》，雖然減少了《快樂女聲》這樣的競爭對手，并贏得了黃金檔的播出權，但在節目制作上也存在掣肘，而其弊端隨著節目接近尾聲益發顯現出來。

據燦星制作CEO田明對媒體表示，國家廣電總局針對該節目提出了很多修改意見，特別要求這檔節目絕對不能海選，不能投票，絕對不能做成原來的老套路，要樹立音樂新標準，要傳遞正確價值觀。但這為后來的節目流程留下了隱患。

與荷蘭原版、走紅的美國版采用的觀眾投票方式不同，《中國好聲音》新增了“媒體評審團”投票環節，由全國99家媒體組成的“媒體評審團”進駐現場，與考核導師一起決定學員的去留。在“終極考核”的三輪賽事中，“媒體評審團”的作用不可謂不大，甚至直接掌握學員的“生死大權”。

但“媒體評審團”的專業性受到質疑。一位不愿具名的娛樂業內人士表示，專業的事情還是得讓專業的人來干，唱歌這個行業，已經不專業得太久了。

而之所以采取“媒體評審團”，是因為廣電總局2007年9月發布的對選拔類電視節目的相關管理規定中注明：“不得采用手機投票、電話投票、網絡投票等任何場外投票方式。”因此，原版《The Voice》“直播+投票”的方式落地中國后，無法實行。

不能直播的規定導致該節目比賽結果提前泄露，而這對一檔競賽類節目的打擊不可謂不大。陸偉透露，按照廣電總局的規定，只能進行一期直播，所以我們申報時只申報了總決賽的一期直播。

“我們沒想到劇透會蔓延得如此嚴重。開始時我們預估的狀況是，如果錄播后有少數劇透在網絡流出，就出來一個刪一個。但隨著節目大火，加上部分有組織的行為，劇透一下就蔓延開了。”上述人士表示。

過度商業化

就國外而言，《The Voice》的贏利僅限于節目制作與播出這個過程中。但在《中國好聲音》中，燦星制作試圖對整個音樂產業鏈進行開發和運用。

據前瞻網記者了解，在已經引入《The Voice》版權的其他國家中，《The Voice》節目結束于選出冠軍的一剎那。換言之，14場節目之后，一季《The Voice》便宣告結束，除了節目本身的衍生品或者線上歌曲的繼續銷售外，歌手簽約以及演唱會、各類表演收益等獲利均是唱片公司的事情，已然與《The Voice》節目制作播出方再無關系。

而在9月21日，第一季的比賽尚未結束，《中國好聲音》全國巡演的第一場已經在澳門上演。一位業內人士指出，《中國好聲音》制作方之所以這么迫切地追求變現，一是因為娛樂業本身變化迅疾，不趁熱打鐵吸金也許很快關注度就下降了。另一個方面，則是因為國外的《The Voice》通過付費下載觀看、植入廣告等方式已經獲取巨額利潤，而中國觀眾付費觀看的習慣尚未養成，制作方需要通過其他途徑來獲得收益。

此外，《中國好聲音》的模式被某些節目所借鑒。而據臺灣媒體報道，臺灣中華電視公司“亞洲天團爭霸戰”制作人李方儒宣布即將推出臺灣版的“好聲音”。這檔定名為《華人好聲音》的選秀節目將歌手的篩選范圍擴大至新加坡、馬來西亞、美國等海外地區。

對此，杜昉表示：“《中國好聲音》只有這個名字是我們自己原創的，從中文名的角度來看不能用。如果叫《華人好聲音》就屬于侵權了。我覺得對方如果使用這個名稱，應該跟我們有一個溝通。”

徐帆認為，《中國好聲音》只可能通過網絡渠道進入大陸市場，這對廣告商沒有說服力。臺灣在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很有優勢，但現在影響力已經微乎其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