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自來水處理工藝在一百多年的發展中，已歷經4代工藝。第一代就是四步法工藝，該工藝主要以去除原水中的懸浮物、濁度、色度和病原菌為主，對溶解性有機物去除能力極其有限。

第二代是以臭氧、活性炭為核心的深度氧化技術，起源于上世紀70年代，它在第一代去除效果的基礎上，解決了有毒微量有機物及加氯消毒副產物的危害問題。缺點是吸附了有機物的活性炭，為病原菌、藻類等生長提供了富含營養物的溫床，藻類死亡后分解的具有致癌效應的藻毒素可能殘留水中，因此以這種技術處理的飲用水的安全性仍受到質疑。

第三代是以超濾膜為核心的組合工藝，上世紀90年代開始應用，在第一代工藝去除效果的基礎上，它能有效減少氯代前驅物，且出水的濁度始終保持在極低的水平，對細菌、藻類等水生生物的去除率可達100%。該工藝的致命缺點是對有機物的去除幾乎沒有幫助，因此針對目前中國各自來水水源有機物含量超標是主要矛盾的現狀，這一工藝仍存在極大的局限性。

第四代是以納濾技術為核心的新興工藝。納濾是納米技術與過濾技術交叉滲透而創新發明的介于超濾與反滲透之間的新興技術。它最顯著的特點就是在截留那些能透過超濾的有機物及重金屬的同時，又能透濾被反滲透截留的部分礦物質。

藍偉光認為，中國當前的四步法工藝不但難以去除有機污染物，反而在處理過程中因混凝劑的作用可能增加氯化消毒的前驅物，從而加氯消毒后會増加致癌的加氯消毒副產物。他建議中國借鑒國外成功的經驗與應用實踐，把自來水處理工藝從一、二代直接升級到第四代。

無論采取何種技術路線，要想符合新國標要求，全國自來水企業在生產工藝、管理、維護等多個方面都必須做出相應調整，這就需要進行大量的技術改進和設備更新。但是本刊記者采訪獲悉，目前業內僅僅是看好城市污水處理和相關的管網設備制造行業，于處于民生重要地位的供水行業短期內很難看好。

“大家現在都在回避這件事。公眾不愿意主動追究企業水質不達標的責任，而政府因為無法保證自來水的新國標，也暫時不想去談自來水提價改革”，中國水工業網CEO張穎夏表示，自7月1日推出新國標到現在已經3個月有余，卻沒有看到一例消費者起訴自來水不達標的案例，這在國外是很難想象的。

8000億改造投資從何而來

自來水企業的長期資金緊缺問題被認為是無法實施升級改造的最大困難。 6月27日，國家發改委副主任杜鷹在向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七次會議報告城鄉飲用水安全保障工作情況時指出，由于水價受到居民承受能力等因素制約而難以及時調整到位，無法保障設施更新改造與大修的費用，供水企業無力投入，也缺乏對供水設施進行改造和建設的積極性。

藍偉光認為，在國家不補貼的情況下，將現有自來水處理工藝從第一代直接升級到第四代，每噸成本最高才增加0.7元，一個3口之家，按每月用水20噸計算，即使財政不予任何補貼，每月增加15元的成本。在他看來，這是可以接受的成本。

不過，按照當前的水價機制，啟動水價調整的阻力相當大。目前，水價主要兩種征收方式，一是政府定價，供水企業面向公眾通過價格直接收費，一種是政府向公眾進行事業性收費，再通過政府采購向服務企業支付服務費用。

清華大學專家傅濤認為，在第一種體系中，水價形成機制有待完善，長期處于水價過低的困惑之中;在第二種體系中，存在大量不同程度的政府服務采購支付違約，影響了水業服務的持續性。因此，造成水務服務長期低質低價，行業總體收益率低，可持續發展能力差。

據國家發改委和住建部統計，中國現在城市的自來水廠有30%處于虧損狀態，1/4的污水處理廠也處于虧損狀態。

有報道稱，海口現行自來水綜合水價為1.83元∕噸，而單位成本高達1.97元∕噸，供水成本與水價倒掛。 而2008-2010年，廣州市自來水公司的單位供水成本為2.016元/立方米，遠高于廣州市物價局2005年批復的1.69元/立方米，導致企業連續3年虧損，主營業務2010年虧損接近4個億。

自來水廠虧損的情況下，進一步升級改造則面臨融資困難。新增改造資金究竟該由誰來出?盡管相關規劃給出原則性的意見，如“地方政府要將城市建設維護資金、土地出讓收益用于城市建設支出的部分優先用于供水設施改造和建設”以及“繼續安排中央補助投資，重點向中西部及財政困難地區傾斜”。

但是，對于供水企業而言，則面臨非常具體的問題，那就是作為準公益性行業，公益性目標和收入自負盈虧的兩難境地。

市場化改革仍需推進

“供水設施的市場化基本處于停滯狀態，大部分為地方政府所有。除了蘭州、海口、上海浦東、貴陽等少數城市的自來水和管網進行過市場化運作外，近兩年已經很少類似案例”。金永祥表示。

BOT在中國水業最早的實踐始于上世紀90年代的成都市水六廠B廠項目，此后2007年蘭州市政府將蘭州供水集團45%股權及污水處理項目轉讓給威立雅水務集團，成為最經典案例。之后，蘭威水務在爭議聲中，掀起了多次自來水漲價風波。

漲價行為受到了不少質疑，質疑者認為，政府將水廠高溢價轉讓，其實是將政府應當承擔的部分責任轉嫁給了企業，企業又通過水價上漲將成本轉嫁給了公眾。

2009年8月底，國家發改委價格司、住建部城建司等多個部門組成聯合調查組，對蘭州水價成本、外資進入等問題進行了調查，最后調查得出結論為：蘭州市此次水價調整供水成本狀況清晰，與高溢價引入外資并無直接關系。

但是此后自來水的市場化步伐也逐漸放緩。“觀念上，自來水與百姓的關系密切，出了問題會帶來很大的壓力。所以政府寧愿把它控制在自己手中。而過去幾年的資金寬裕是一個更主要的原因。2008年開始的寬松信貸，讓政府解決問題的資金充裕，因此對供水設施市場化融資積極性并不高”。金永祥說。

但是，“市場化帶來的效率改進應該首要考慮。如哈爾濱的兩個污水廠，一個政府投資建設，1立方米的處理能力需要投資2000元，而另一個采用BOT模式建設，只需要1000元。如果靠政府投資，浪費十分明顯。但市場化同時也對政府的監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金永祥說。

在他看來，過去實施的幾個市場化案例仍是成功的。主要體現在，除了減少財政支出，改制后監管的問題也解決了，新廠不再是政府的全資公司，而是被置于多個部門的監管下，“即便有個別部門放水，也不會造成監管上的太大漏洞，部門間互相有所監督。同時，作為市場化的項目，媒體的監督更為嚴密，國有水廠通常不會引起關注，但市場化之后則成為公眾焦點，如蘭州的水廠所遇到的公眾監督就是如此”。

另外，從水廠的內部管理來看，國有體制缺乏制約，決策難以科學，而多元化的投資會產生相互之間的制約，能夠提升決策的科學性，不再是老總一個人說了算。“改革雖有微詞，但改革的成效更為顯著”，金永祥說。

也有人士認為，市場化改革的初衷是吸引社會資本投資，提高營運效率，加快改善市政公用事業基礎條件，提高供給量和服務質量，但客觀上卻加劇了地方政府變現資產的短期行為，所以現在地方政府對供水設施的投入普遍不足，形成了歷史欠賬。所以在市場化過程中，也應強調政府責任。

事實上，不論市場化與否，都不能成為水設施改造推行不下去的理由。隨著公眾對于水安全的意識日益提高，在這一龐大的公共需求面前，水設施全面改造必將提上日程，這一塊市場無疑非常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