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然，購買海外資產反映了中國市場主體對于全球投資機會的捕捉能力，這是資產配置結構優化的一種表現，的確具有積極意義。另外，中國樓市政策近年來不太明朗，再加上70年的使用權期限等產權因素，也制約了國人對國內房產投資的積極性。

但是，這種海外掃樓的行徑，也確實讓人聯想到了上個世紀后期的日本。

20世紀70、80年代，日本保持了高投資率，高投資預期導致了資產價格暴漲，這促使了投機的膨脹，對實體經濟反而產生了負面影響。隨著越來越多的資本活躍于投資領域，日本的資本輸出也不斷增加，國外凈資產占GDP的比重也一路走高。海外投資也與《廣場協定》后日元升值有關，另外，日本的社會保障建設不及歐洲，這與傳統的節儉文化共同導致了高儲蓄，這為資本輸出所需資本的形成與積累起了較大作用。日本一度買下全美10%的不動產。但隨著實體經濟的惡化，資本市場一路高升的夢幻也到了醒的時候。90年代初，泡沫終于破裂，日本面對的，是“失去的十年”。

二戰后美國經濟的發展在國際資產負債表上的表現是，美國不再是世界最大的債權國，而是世界各國的資本都爭著給美國融資，其負債一路攀升，國外凈資產在80年代起出現負值，負值一直保持“增長”，到1998年已達到-1.5萬億美元。這正反映出了美國生產率的提高和產業良性發展導致投資回報變高的現象，因為只有回報才能吸引資本。當然，美元特殊地位是個基礎因素。

由上可知，大量資本外流至國外進行地產投資不見得是好事，可能像當初的日本一樣存在國內實體經濟回報下降的隱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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