藥品招標機制是之前就已經實行的制度，在這種制度下，仍然存在醫生和醫院拿回扣、以藥養醫等種種現象，沒有跡象表明該機制會在新形勢下發生多大轉變。

醫保控費機制也同樣已經存在，該機制能否發揮更大作用取決于醫保機構的變化。如果醫保機構不能掌握更大的市場權力——比如整合不同地域的購買力進行集體議價，那么醫保機構平抑藥價的工作仍將無法取得較大進展。另外，如果醫保機構自身沒有進行市場化改革，還有國家財政的隱性擔保和預算軟約束的話，醫保機構是不太可能有動機去控費的，甚至有可能和醫院“合謀”抬升藥價從而賺國家的補貼。

對醫療行為和價格行為的監管也是一樣，不需要專家的解讀，有就診常識的患者都知道，即使是同一種病，由于每個人的患病程度、成因等方面千差萬別，診斷治療費用也千差萬別。這決定了對醫療行為和價格行為的監管是困難的。

因此，可以說在目前發改委提到的這幾種約束機制下，醫藥行業幾乎不會受太大影響。

放開藥品的政府定價也存在一些問題，以美國為例，FT中文網曾有評論文章指出，據官方統計資料，2013年將近200萬美國人因付不起醫藥費而申請破產。沉重的醫藥費是申請個人破產的最大原因，占所有申請個人破產的五分之三。美國是發達國家中唯一一個政府對藥品價格沒有控制管理的國家。藥品公司每年花上億美元游說美國政客，阻止政府控制藥品價格。

說到底，市場化要做到公平，就要保證市場參與者的力量能均衡。不能剝奪醫藥行業的定價權，但同樣也不能忽視消費者議價權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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