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顯，在“出租車”面臨“黑車”的拷問和法律紅線之后，滴滴快的也在從新方向上需求突破口，那就是將新的業務“拼車”作為拓展方向。這樣一來，就至少暫時解決了出租車的資質問題，既然不是司機與乘客的關系，那么自然就不涉及出租車的相關規定和法律。

這種市場對政策法規所采取的靈活性應對策略，其實反映出了當前中國企業面臨的重大經營變量是政策，以及中國的市場制度正在深化的事實。很多學者認為，18世紀初英國市場力量增強的一個重要體現就是《印花布法案》。當時的英國議會在相關傳統織物相關組織的勢力影響下，通過了禁止從印度、中國等地進口深受英國人喜愛的印花布的《印花布法案》，但市場馬上就發展出了一套進口白胚布在國內進行印花的產業;議會不得不又禁止了白胚布的進口，這反而激勵了市場致力于國內棉布制造的發展，開啟了工業革命，徹底完勝傳統手工業。英國議會在靈活反應的市場面前顯得無能為力，體現的正是法治社會“凡無禁止皆可為”的深入人心，市場力量正是在法治的保護下才能在英國茁壯成長。

如今，打車軟件其實也體現了市場力量的發展：它首先作為破局者動了出租車公司這類既得利益者的蛋糕，一腳踹開出租車行業市場化的大門;現在，它又積極尋找政策法規上的突破口，市場的力量讓人感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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