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新京報》的報道，北京市市長王安順日前指出，如何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是一項龐大復雜的系統工程，必須統籌把握、合理安排疏解工作重點、步驟、時序。他表示要統籌好增量控制和存量疏解，嚴格控制增量資源在城六區聚集;要統籌好疏解總目標與分領域目標，制定好產業、市場、教育、醫療、行政事業單位等疏解方案和目標;要統籌好全面推進與重點突破，選擇一批條件基本成熟、具有廣泛共識的重點工程先行啟動。

顯然，這對于市場派的經濟學者來說，又是一場爭論的開端了。

這種官方決定無疑干預了企業投資設廠的自由。還未開辦企業還沒有遷移成本，這種決定作為一種“事前規則”，還不算侵害自由。但是對于已經開辦的企業來說，這種規定無疑是“事后規則”，不僅僅侵害了社會契約精神，更會導致搬遷成本等高昂的費用。雖然實現北京德城市規劃是大勢所趨也是人人喜聞樂見的，但為此犧牲個別經濟主體的利益，則不可取了。畢竟，打造的不僅僅是鋼筋混凝土的城市，也是現代文明(包括契約精神、自由、個體權利在內)的城市。不可撿了芝麻丟了西瓜。

當然這并不是無解的問題，關鍵在于在這個過程中強調企業的自愿性。如何讓企業自愿遷移呢?比如，可以先在河北天津形成基本的利好政策，再實行搬遷。以新地區的稅收優惠，低交易成本等方式吸引一部分企業搬遷，然后通過示范效應吸引更多企業遷往新地區。這可能比起勒令搬遷的強制性和直接給予經濟補償的低效性要更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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