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這次討薪中，關鍵因素正在于劇團位在公有制和私有制之間的界定問題。如果是國有劇團或是明確享有國家補貼的事業單位，那么演員的確應該得到來自國家的經費支助或工資，這點沒有什么疑問的余地。如果已經是自主運營的私有劇團，演員們也不參與和政府掛鉤的公司的經營，那么自然也就沒有理由向政府“要工資”。但是，從描述中可以看到，正是編制問題成為了這次討薪事件中最為模糊不明的部分。

演員向政府討薪，顯然表明了演員自認為是在“體制內”的;而政府認為演員不聽安排也沒上班，還發展了自己的小分隊，已經脫離了“體制”。這反映出各利益方對于已經進行的改革其實并沒有統一的認識，政府和演出團體的權利義務邊界相當不穩定、不明晰。

更為深層的問題，是政府對文化事業發展的支助方式不夠市場化。給演員發工資這種方式顯然具有濃厚的國有和計劃色彩;工資偏低也導致演員們必然獨立經營、脫離“體制”。演員們獨立經營實質上更有效率，如果能將固定的低工資轉變為財政對花鼓戲的支助資金，動員演員們自覺進行組織，自行決定以何種方式接收和使用這筆資金，將是更為市場化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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