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的出臺對行業發展起到了利好作用，但目前的政府支持更多停留在發電補貼上，對于明確光伏發電強制性市場份額和對光伏系統給予貸款、稅收以及財政方面的支持尚無明文規定。

這種單純的“輸血式”補貼，對于光伏這樣的新興產業來說，只是“飲鴆止渴”。業內專家指出：“目前國內的補貼政策精確性不夠，不管企業有沒有核心競爭力，都能領到補貼，這種補貼不僅沒有起到最大限度地激發優秀企業的作用，反而成了維持落后生產力的推手。”

不僅如此，補貼標準和行業技術進步還缺乏聯動性。國內雖然在逐年降低補貼標準，但這種標準多是人為制定，與技術進步帶來的成本下降比例并不緊密掛鉤，且沒有從全產業鏈的角度出發，將補貼比例與裝機容量結合起來考量。

這些都給產業政策的實施留下了諸多隱患。2011年，與光伏電池快速降價相反，政策提出的是高額補貼，再加上地方的項目核準權限，引發西部數省區爆發性的大規模光伏電站建設熱潮。但因為與光伏中長期規劃和電網建設銜接不力，“大躍進”式搶建的光伏電站最終面臨著閑置“窩電”的嚴峻形勢。

與此同時，作為分布式開發示范的金太陽工程，由于機制漏洞，缺乏相關配套規范，也面臨著“隔靴搔癢”的問題。據中國光伏產業聯盟相關負責人介紹，目前，包括若干產業領軍者在內的一些公司已撤出了獲金太陽計劃批準的工程項目，主要原因就是補貼不足造成的項目虧本。

突破體制“網關”謀發展

2011年遭遇的“寒冬”，將光伏產業“穿新鞋走老路”的模式問題暴露無遺。2012年，產業發展面臨供需失衡嚴重、企業利潤空間不斷受擠壓、行業競爭愈加激烈、產業整合不可避免、國外資本入侵的局面，改變舊模式迫在眉睫。

眾多業內人士認為，只有結合新能源特性，出臺更多“造血式”的產業政策，突破體制“網關”，才能增強中國光伏企業在全球的競爭力。

“現階段新能源發展離不開政府補貼，但補貼政策要破除行政因素，體現效率原則，引進競爭機制，這樣才能激發企業自身的造血功能。”李勝茂指出，首先要實現總量控制，每年的補貼力度一定要和光伏發展的目標結合起來，而發展目標的制定，又要和電網的消納能力結合起來。更重要的是，光伏產業的發展一定要把目標放在惠及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上。其次，要像比利時等國的“綠色證書政策”一樣，用光伏發電的補貼設計出一種優勝劣汰的機制，把有限的資金運用到有真正核心競爭力的企業上去。

而在江華看來，當前我國光伏發電最核心的障礙還是光伏并網難。這有賴于從國家層面上推行電力機制改革，確定獨立的輸配電價，還原電網企業的輸配電功能，使壟斷業務與競爭性業務分離，電力調度機構與盈利主體分離。進一步加強政府監管，實現電網的公平開放、公平接入，給可再生能源一個適宜的發展環境。與此同時，加速智能電網建設，從技術上加大并網的可能。

另外，規范行業發展、完善標準體系、推動技術創新、發展配套輔料與設備也是未來需要解決的問題。中國光伏產業聯盟建議，國家應結合市場機制，制定長遠的產業發展政策，明確執行細節和評估程序。例如，設置可再生能源配額制度和光伏發電配額制度，從政策和制度上明確國家和地方用電上可再生資源發電比例的大小，尤其是光伏發電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