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浙江民間借貸事件頻頻。日前，江山案發，浙江民間借貸中存在的問題再度浮出水面。從浙江麗水“小姑娘”案到浙江金華集資案,再到麗水王菊鳳案，乃至江山陳小林案，浙江的民間借貸大要案似乎在勾勒出一條清晰的“小城曲線”。

江山成“重災區”

前瞻網記者了解到，迄今，當地至少已有銀通擔保有限公司(下稱“銀通擔保”)掌控人陳小林、江山市偉亨商貿有限公司法人代表鄭益偉和江山市錢王商貿投資有限公司實際經營人邵方敏，以及江山市風雷商貿發展有限公司徐清福被刑事拘留或取保候審。

在江山本地人眼里，這四家擔保公司，銀通、風雷、偉亨、天鷹并稱江山市的放貸“四大天王”。

這其中，銀通擔保累計運轉資金達到7.5億元，有知情人士透露，錢王的債權人大概有400人，總額達到8000萬元左右，偉亨的非法融資規模在一個億左右。

據前瞻網了解，至今為止，江山市已經取締、注銷各類非法和不規范擔保機構114家，刑事立案20多起，依法打擊犯罪嫌疑人30余人。

去年曾經一度是放貸的高峰期，以衢州市柯城區為例，2008年之前，民間借貸的收案數和標的額均逐年遞增，每年受理的民間借貸案件數分別為212件、335件、360件、624件和104件，標的額分別達到1006余萬元、1562余萬元、2721余萬元、4520余萬元、14172余萬元，2008年一度達到最高峰。

前瞻網了解到，在江山這個衢州地區經濟最發達、民間借貸漸盛的小城，現在民間借貸的月利息6分、7分十分普遍。一業內人士坦言，現在全市月利率低于3分的民間借貸幾乎已經絕跡，這是基本的‘門檻’，若折合成天數，日息通常在1%左右。

這么高的利率，就算放在民間資金洶涌的溫州，也幾乎不可能。

小城曲線

江山市的一位市領導表示，非法民間融資行為具有極強的隱蔽性，往往一張欠條、幾分鐘工夫就能達成一筆交易，打擊整治還存在很多盲區。

“打擊非法民間融資活動，重點是要最大程度上減少群眾損失。”江山市協同處置領導小組辦公室一名工作人員說，從今年1月起，江山市公安機關已立案偵辦涉及非法民間融資案件13起，對20人采取刑事強制措施，并按照“損失最小化、追贓最大化”的原則，及時查封涉案賬戶，扣押相關資產，理清資產賬目并進行權威審計，最大限度地保護債權人利益，降低社會危害。

這幾乎是2008年浙江麗水集資案的另外一個翻版，事實上，這樣的洶涌集資大部分都發生在小城。另外一個更有名的案件，則是在浙江金華東陽發生的非法集資案，2006年轟動一時的“小姑娘”案，也是發生在麗水，當然，還有2010年時的臺州王菊鳳案。

近幾年里，浙江民間借貸出現問題的區域并不止這些地方，這是由浙江的經濟結構決定的。

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數據顯示，江山市常住人口為46.79萬人，江山市地處浙江、福建和江西三省交界，有3300多家中小企業，民營經濟活躍。有關專家認為，這種區域位置、經濟結構是導致江山集資案件頻發的原因。在浙江這種民營經濟占絕對份額的區域，一旦遇到銀根緊縮，銀行更不會把錢借給中小企業，民間借貸就成為了資金緊缺企業的救命稻草，借貸案密集發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在寧波、溫州等經濟發達的區域中心城市也出現過民間借貸案。但是從大要案的發生地看，還是主要在經濟相對較弱的小城市。”浙江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金雪軍表示。

緣何高發

小城緣何成為借貸大案高發地?

在銀通擔保事發之前，幾乎沒有人意識到，擔保公司并不能吸儲，在這個地處南方的小城，曾經一度，老百姓認為，擔保公司和銀行的功能幾乎是一樣的。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為小城相對來說比較閉塞，很多人法制意識并不強烈。”專家表示，比如，很多人就沒有意識到擔保公司根本不能吸儲。

“錢放哪里不是一樣，只要拿得回來，只要給利息。”江山淤頭鎮的農民姜躍雄說。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這些地方經濟活躍指數不高，投資渠道相對來說也比較封閉，民間借貸成為老百姓的重要“生財之道”。

“民間利率一路上漲，所以導致很多企業放棄實業這塊投資，加入到放貸隊伍中。”一位熟悉江山經濟的政府人士表示，比如江山比較有名的養蜂行業，江山市是全國最大的養蜂市(縣)，現有蜂群25.23萬箱，占全國養蜂總數的6.36%，這些養蜂人就是占了放貸群體的很大一部分比例，主要因為沒有其他更好的投資渠道。

“還有一個因素，小城的‘熟人文化’極易形成‘跟風效應’，造就了一個更適合高利貸的土壤。”金雪軍說。

再如，在衢州市柯城區的樣本中，在已受理的案件中，平均每案標的金額達32.6萬元，其中單筆借款最大的為250萬元。借貸及擔保人員涉及公安、工商、稅務、監獄、物價、金融、檢察、綜合行政執法、鄉鎮機關等多個系統。

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風向標的作用。盡管擔保公司不能吸儲，但還是有這么多人前仆后繼地把錢紛紛投進了擔保公司。以江山市為例，當地一度發展到每條街道有好幾家擔保公司。于是，當資金鏈發生斷裂，小城的高利貸危機便如洪水洶涌而來，一發不可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