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政策何為

擺在梁經昌案頭、來自企業或行業協會的此類申訴，已經無法計數。概括起來，還涉及存款準備金率調整、出口退稅政策調整等等。梁經昌表示，“這些政策的調整，決定權還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只能盡力、反復向上反映，作為空間有限。”

但在王東明和陳仁麗看來，地方政府的作為空間很大，集中在產業政策的調整方面，特別是東莞這樣已經掌握了某些行業全球話語權的地區。

東莞有出口加工型的機電設備制造商超1500家。這些企業目前的市場已經從歐美轉向中東、印度等新興市場。在這些市場，他們遇到的對手不僅有日本、韓國企業，甚至還有來自東莞本地的同行企業。

“在競標中，如果我們輸給了日本、韓國企業，我們基本上心服口服，因為人家的產品質量加軟件服務，有時確實優于我們。但問題是，我們常常輸給了東莞或珠三角企業，對手的殺手锏就是背后摻沙子，在價格上搞惡性競爭。”陳仁麗對此很不解。

王東明在專業鍋爐出口市場上也碰到類似情況。“在招標階段有些同行就進入了，但他不報價、只觀戰。等同行已經完成報價快要簽訂合同了，他背后捅你一刀，折價5%和你競爭，結果可想而知。”“如此惡性競爭，產品或工程質量難以保證，其結果往往是毀了中國制造的品牌和名譽。”

這種情況下，政府可以作為的空間是，王東明建議“對走出去的外貿企業通過國內法或行業協會章程有所約束，而不是對這種惡性競爭不聞不問。”陳祥佑則告訴本刊記者，東莞市玩具協會在經過金融危機的洗禮后，事實上已經通過行業協會章程對這種惡性競爭局面有所規制，“不是不可為”。

不過，有關部門似乎并沒意識到這樣的產業政策調整空間。王軍分析認為，去年中國24.9%的進口增長，主要用于擴大本已熱絡的投資，比如裝備制造業、機電制造業。“這種狀況導致的產能過剩將非常明顯，過剩的產能難免惡性競爭。”

本應致力于行業利益的各行業協會，也在國內產業政策制定方面缺位嚴重。

代言地方經濟的梁經昌則認為，迫在眉睫的是，國家對幾大行業的出口退稅政策，在2012年能否保持基本穩定?在他看來，答案同樣不樂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