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國增長的動力來說，由于全球危機之后外部需求持續疲軟，出口將不會快速提振，而且隨著投入成本上升，中國經濟規模擴大，獲得全球市場份額日漸緩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最近一份工作論文顯示，中國目前實施的金融管制，造成了資本從家庭、中小企業到大型企業、銀行的隱性轉移，這部分大致相當于每年GDP的4%，從而支持當前的投資水平。更為嚴重的是，這種資源轉移抑制了家庭收入和消費，降低了資本配置效率，而這兩者限制了中國中期的增長潛力。考慮到未來老齡化問題，中國需要做的事真的有點難。

社會不均是中國投資導向增長模式不可避免的副產品。資本存量被大量用于滿足出口需要，從而支持了制造業增長;工資因巨大的人口紅利而較低;東部沿海地區因地理位置原因，得益于貿易和外國直接投資而率先發展。但不平衡的增長模式體現在多個方面，包括基于技能、部門以及規模和企業所在地的收入差距。此外，諸如教育、融資能力、財政支出、社會保障及缺乏改革都造成了各省之間和家庭之間的不均。過去十年，超額流動性加劇了這一問題。當投資變得相當低效且更依賴于信貸增長時，資產價格開始攀升，透支了人們的支付能力。此外，資產價格通脹進一步分化了富人和窮人，增加了社會壓力，并且牽扯了政策。

中國將經歷戲劇性的人口變化，到2030年其老年受供養人口比率將比現在翻番，達到24%，此后還會更高。這迫使中國不能再依靠巨大的人口紅利和儲蓄，必須找到新增長模式。提升效率和創新成為必須，而這可通過金融改革進而改善資本分配來實現。這表明有必要小心調整當前通過未來現金流來擴張養老體系的做法，因為過度慷慨支出可能危害其長期增長能力。

中國會在不久的未來轉為貿易赤字國。當然，這些預測還要考慮全球政策的扭曲，比如各國寬松的貨幣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