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日前批準了包括《核安全規劃》在內的三份文件，文件明確，“十二五”期間不安排內陸核電建設。

目前，中國在運的15臺核電機組，并未出現過二級以上核電事故。但近年來中國在各個領域的安全事故卻頻頻發生，從煤礦事故、煉油廠爆炸到動車追尾、大橋坍塌，讓人目不暇接。

環保部核與輻射安全中心總工程師柴國旱表示，“核電安全不容半點商量，核電監管執行的是與其他行業完全不同的監管體系，不僅中國，世界各國亦如此。”

一直以來，中國核電業界的主旋律是“中國核電技術能夠保障安全”“中國發展需要核電”“不能因噎廢食”。

“我不希望媒體整天宣傳核電有多么安全，這沒有人會信。我們必須正視這個問題，做好監管工作。”一位核電安全領域的專家在一次閉門會議上尖銳指出，“一旦發生事故將給環境帶來嚴重的污染，這是國內國外都承認的。”

“不受歡迎”的角色

中國核電的監管機構是國家核安全局，隸屬于環保部，環保部副部長兼任核安全局局長。該機構成立于1980年中期，通過技術審評、技術驗證、行政許可、現場監督等手段，對許可證持有者的核安全活動實施監督管理。

清華大學核能與新能源技術研究院(下稱清華核研院)院長張作義稱，國家核安全局實際上是我國最早與國際接軌的政府部門，所有的法規、安全監管的步驟以及監管標準，全部復制于美國核管理委員會(NRC)。

中國目前的核電監管法律體系呈金字塔結構。從塔頂向下，依次為國家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和強制性標準、安全導則以及技術參考文件，從上到下監管的具體性及特殊性也越來越強。

依此，國家核安全局對核電產業鏈上的各個主角——設計商、設備商和運營商——展開監管。

對核電站運營商的審查，國家核安全局主要采取過程控制的方法。從技術設計、廠址選擇、開工建造、裝料試運營到最終運營，每一步都要經過核安全局審查和批準。

對于核電的設計方來說，回答核安全局的一個問題，比在國際學術刊物上發表一篇論文都難，所有問題必須以書面的形式回答，而且所有提及的數據都必須有實驗結果佐證。

“我是被審查的對象，我知道他們的厲害。”張作義稱。清華核研院是中國核電的設計力量之一，承擔了國家重大科技專項高溫氣冷堆的研發工作。

國家核安全局曾以“改動太大”“與國內設備不匹配”為理由，對中核集團的“二代加”技術CNP1000不予放行。

對于設備制造商，核安全局會直接介入其生產環節，在重要的設備制造廠家派員駐扎，進行24小時監督。在設備出廠時進行第一道檢測確保滿足設計要求，設備現場安裝之后要進行第二輪例行檢查，這在全世界絕無僅有。

“中國的設備商確實存在偷工減料的情況，必須有人監督。而在國外這主要靠行業自律，只在交貨和裝料運行之前時進行檢查。”一位長期從事核電安全監管的人士表示。

除了對本土設備商的監管，中國對于進口設備及設備廠商也有相應監管。進口設備進關時要報檢，開箱檢查。“在EMD等設備制造公司，國家核安全局也有監督員駐扎，因為中國進口的AP1000主泵等重要設備都在那里生產。”柴國旱說。

在核電業界，國家核安全局是一個“不受歡迎者”。“有這么一個人，他時時刻刻看著你，你家進出多少錢、買什么東西都要向他匯報，你家所有的重大活動他都要派人盯著，而且可以隨時住在你家里，都不用和你打招呼，這個人就是國家核安全局。”張作義形容。

國家核安全局的審查通常一做就是一年。“那些審查時間都是錢。”一位核電業主人員表示，“但核安全局不管這些。”

多重滯后

業界的贊譽，有的發自真心，有的出于禮節。事實上，中國的核電安全，仍然受制于監管力量、企業文化、人才培訓、信息披露等多重滯后的制約。

核電業內流傳這樣一種說法：一流人才去電站，二流人才去設計院，三流人才到國家核安全局。

柴國旱承認，同等級別的人員，在業主單位的工資待遇可能比核安全局高4倍至5倍。

多數核電專家表示，目前國家核安全局并沒有能力對AP1000、EPR等先進核電技術進行獨立審查，“主要還是借鑒美國和歐洲等核電監管部門的審查結果。”

據前瞻網記者了解，美國104個核電機組，平均每個機組監管人員為36.5人、經費預算為788萬美元;法國60個核電機組，平均每個機組為33.3人和967萬美元;而中國有37個核電機組，上述指標為8.3人和265萬元人民幣。

業主通常比國家核安全局更了解核電站的運營情況，但業主發現問題后，有部分業主擔心影響進度傾向于自己處理而不上報。

遼寧紅沿河核電站在建設中曾出現因操作人員失誤將設備螺栓擰壞的情況，作為重大不符合項上報國家核安全局，“修復方案就搞了半年多，主體工期延誤兩個月，晚發三個月電就要損失多少啊!”知情人士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