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屢屢卷入非法集資和民間借貸、惹來無數糾紛后，擔保行業終于引來監管層的注意。今年1月，銀監會發布消息稱，銀監會會同國家發改委等八部委下發了《關于清理規范非融資性擔保公司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要求各省級地方政府在2013年12月至2014年8月底，對本行政區域內的非融資性擔保公司進行集中清理規范。以“擔保”名義進行宣傳但不經營擔保業務的公司、違規經營融資性擔保業務的公司將受到清理，與此同時，非融資性擔保機構還需更名，在工商登記名稱中“標明其行業或經營特點”。

不過，上述《通知》的意義仍然有限。一直游離于監管之外的非融資擔保機構并沒有相應的部門規章來約束，也沒有專門的監管機構。在業內人士看來，《通知》的意義僅僅止于強令“游擊隊”給自己貼上“游擊隊”的標簽。對于整個擔保行業來說，擔保制度的不盡完善、擔保業法的缺失、監管機構的缺乏仍然是行業健康發展的掣肘因素，而所有這些，都期待政府的頂層設計。

進入第三階段?

從事擔保業一年后，某大型合資擔保公司的員工張軍發現，擔保業良莠不齊。盡管自己所在的中外合資擔保公司主要按照目前融資活動的幾種主要途徑展開業務，覆蓋從銀行貸款、信托、各類資管計劃到債券的信用增進，但他從接觸的一些項目中了解到，有些擔保公司的內控形同虛設，風險控制能力存疑;另外，有些擔保公司僅僅有擔保公司之名，卻行高利貸之實，損害了行業聲譽。

“目前擔保公司主要分三類：第一類是納入監管體系的融資性擔保公司，第二類是非融資性擔保公司，第三類是打著擔保旗號實際上并不經營擔保業務的‘名義上的’擔保公司。”銀監會融資擔保部聯席會議辦公室負責人牛成立表示。所謂融資性擔保，就是指擔保人所擔保的債務的債權人可以是銀行業金融機構的擔保行為;非融資性擔保中的債權人則不能是銀行業金融機構。

牛成立的“三分法”恰好解釋了張軍對行業的體驗。而據銀監會初步統計，截止到2012年末，全國約有1.6萬家不經營擔保業務的擔保公司。而同期，全國登記的融資性擔保機構總計8590家，數量僅為前者的一半。擔保行業之亂由此可見一斑。

此次《通知》的下發，主要針對的即是此類“名義上的”擔保公司，將要對其進行清理。在專攻擔保領域的廣東卓建律師事務所律師金振朝看來，對名義上的擔保公司的清理以及強制更名，從更大的擔保行業發展史來看，似乎標志著更加規范的第三個時期的到來。

金振朝認為，此前擔保業可以分為前后兩個發展時期。1999年以后，國家對擔保公司的發展非常鼓勵，各種各樣的擔保公司大量涌現，成為擔保業發展的第一個階段。這一階段同時也存在很多問題：一是沒有相應的法規來規范，二是沒有明確的主管部門。為了進行規范，在2010年，銀監會等7部委出臺了《融資性擔保公司管理暫行辦法》，成立聯席會議來管理融資性擔保公司，規定了擔保公司怎么成立，怎么規范運作、發展。這是第二個階段，標志著擔保公司正式被納入監管視野。“現在有進入第三個階段的趨勢，就是對非融資性擔保公司進行監管。”金振朝判斷。

不過，要實現進入第三個階段，執行起來并不容易。金振朝認為，對它怎么管理其實很復雜，因為非融資擔保公司數量龐大，沒有什么準入門檻，文件里還沒有看到具體的要求。另外，到底由誰來管也不明確，部委太多，權責不明確，很難執行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