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動用巨量人力物力修建的高鐵難道只應該考慮這種種利益驅動?預則立，不預則廢。沒有一個總體的規劃思路，任憑各方利益東一榔頭西一棒槌顯然不是配置高鐵這種珍貴資源的科學辦法。而且，這種”游說“式的規劃方式，無疑將給具有規劃高鐵權力的相關部門和人員帶來尋租的空間，可能導致腐敗現象的出現。地方官員將爭取高鐵”落戶“本地當成最高任務，不僅使得地方官員東奔西走，精疲力盡；也不利于他們正常開展其他工作，扭曲了政府本身的職能。

那么，高鐵到底要如何規劃?不能謀全局者不能謀一隅，不能謀一世者不能謀一時。不把高鐵規劃放在區域經濟戰略的這盤大棋之中考慮，不把當前高鐵站點的設置放在未來市場的反應之中去規劃，那么只會造成建造成本的沉沒。不少地方的高鐵新城淪為“鬼城”，就是高鐵建設缺乏規劃性的后果。高鐵規劃一旦違背了地方實際發展狀況與市場規律，高鐵不但不會給地方帶來稅收，還會加重地方債務，擠占改善民生的財政資源，并且使得旅客不得不花長時間轉大巴——因為高鐵站普遍離城區很遠。

筆者一年前曾就高鐵規劃問題采訪過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助理研究員蘭宗敏。他當時提到了新經濟地理學中的一個“本地市場效應”理論。根據該理論，那些有著更廣闊本地市場的城市也更容易吸引資源，生產也更加繁榮。其實高鐵的邏輯或許也在于此：高鐵能不能為一個城市帶來滾滾紅利，決定因素不在高鐵本身，而在這個城市是否已經發展到了一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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