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下半葉，除里根總統(tǒng)(Ronald Reagan)之外，全世界沒有任何一個人在經濟自由方面的影響力可以超過弗里德曼。弗里德曼個子很小，卻是一個偉大的智者。當絕大多數(shù)學者都沉迷于政府是救世主的信條時，只有弗里德曼把政府宏觀調控的理論駁斥得分崩離析，從而拯救了資本主義。

弗里德曼在1976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在此之前，幾乎所有此類獎項都被授予給社會主義者，這標志著自由市場經濟理論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的首度回歸，打破了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對經濟學領域的壟斷和劫持。弗里德曼1963年與安娜?史瓦茲(Anna Schwartz，于今年6月21日辭世)合著的《美國貨幣史》(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堪稱杰作，改變了人們對于貨幣所扮演角色的看法。

比弗里德曼學術著作更具影響力的是他向大眾傳遞自由市場裨益所在的卓越溝通能力。他的兩本最暢銷書籍《資本主義與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1962年出版)和《自由選擇》(Free to Choose，1980年出版)至今仍受到廣泛好評。他在YouTub上討論資本主義價值觀的視頻精彩紛呈，經久彌新。

20世紀90年代初，弗里德曼參加大型智庫“加圖研究所”(Cato Institute)的一個論壇，來到被貧窮問題所困撓的墨西哥城(Mexico City)。我記得他的造訪在墨西哥知識界和媒體掀起一場令人眩暈的激烈爭論：怎么能讓弗里德曼這個自由市場經濟學使徒在一個公眾論壇上向墨西哥人灌輸他那些“老掉牙”的理論?然而，當弗里德曼抵達墨西哥時，他受到了英雄般的歡迎，無論去哪兒，都有成千上萬渴望聆聽教誨的企業(yè)老板、學生和社會活躍分子簇擁在其周圍，他就像一位現(xiàn)代搖滾巨星。

20世紀60年代初，弗里德曼給時任美國駐印度大使的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寫信，說自己要來印度做個演講。機智詼諧但觀點經常錯誤的加爾布雷思回信道：“我實在想不出比印度更不適合接受你自由市場觀點的地方了。”也許是命運使然，印度在90年代開始接受弗里德曼主義(Friedmanism)，經濟開始騰飛。中國最終也加入了這一陣營。

弗里德曼如同一位英雄，長期站在弱勢群體一邊，抗拒強勢的政府。他一直驚訝于自我標榜擁護“還權于民”的左翼知識分子經常在政府壓迫個人權利時還為其歡呼雀躍。

弗里德曼質疑幾乎每一個國家集權理論，無畏地抨擊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都奉上神壇的東西。他是第一個對美國社保體系(Social Security)鳴響警鐘的學者，認為其對年輕人不公平他們被迫加入社保，但從社保拿回的錢太少，還不如自己存起來。他質疑一切職業(yè)許可證存在的必要性，從開出租車的經營許可、當律師的資格考試，一直到執(zhí)醫(yī)所需的醫(yī)學博士(M.D.)文憑等，斥責這些許可證是在變相設置門檻。

弗里德曼喜歡舉例說明政府監(jiān)管帶來的壞處往往多于好處，從而在意識形態(tài)上扭轉自由派(liberal)的不利局面。他最喜歡舉的一個例子是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其監(jiān)管政策經常導致拯救生命的藥物遲遲不能面世。弗里德曼問道，“FDA標榜其批準的一個新藥每年能拯救一萬人的生命。但有多少人因為FDA沒能早一年允許該藥上市而死去?”

弗里德曼支持毒品合法化(這讓右翼思想的支持者大感意外)，尤其為自己在20世紀70年代結束美國征兵制度的過程中成為一個有影響力的聲音而感到自豪。有些人批評弗里德曼贊成軍隊的傭兵化，對此弗里德曼反唇相譏：“如果你們一定要把自愿當兵的人稱為‘傭兵’，那我就可以將那些被你們強制征兵入伍的人稱為‘奴隸’。”

順便說一句，弗里德曼極少發(fā)怒，即使在與對手激烈辯論，把對方批得體無完膚時，他也幾乎永遠面帶微笑。人們常說，幾十年來在芝加哥大學乃至放眼整個世界，唯一能在辯論中擊敗弗里德曼的人，就是他摯愛的妻子及合著者羅斯-弗里德曼(Rose Friedman)。

晚年的弗里德曼把大多數(shù)精力放在為全天下的父母增加孩子的教育選擇權上，他發(fā)起的“弗里德曼教育選擇基金會”(Friedman Foundation for Educational Choice)就致力于此。他經常痛惜一件事情：“我們允許幾乎每個行業(yè)都開放市場、鼓勵競爭，增加消費者的選擇權，唯獨遺漏了一個可能是最重要的領域：教育。”

國會的共和黨人提出通過加稅來解決政府的財政赤字，這是要冒很大風險的。我想提醒他們弗里德曼的另一句名言：“增加稅收永遠無法減少財政赤字，政府會花掉收上來的每一分錢，并把責任推得干干凈凈。”

毫無疑問，由于弗里德曼思想的長盛不衰，左翼陣營試圖將弗里德曼及其自由貿易、低稅收和放松監(jiān)管等原則與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掛上鉤。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指責以弗里德曼為首的“芝加哥學院派要承擔責任，因為其提供了一個看似合理的理論基礎，認為市場能夠自我調節(jié)，政府最好是無為而治。”占領華爾街運動(Occupy Wall Street)的示威者經常穿一件T恤，上面寫著“米爾頓·弗里德曼：全球痛苦的傲慢之父”(Proud Father of Global Misery)。

但事實恰恰相反：弗里德曼反對21世紀頭十年美國政府大肆擴張的財政政策，他厭惡住房抵押貸款公司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這樣的政府影子企業(yè)。

哈佛大學(Harvard)的安德魯·施萊弗(Andrei Shleifer)近期在《經濟文獻雜志》(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發(fā)表了一篇紀念弗里德曼的文章，將1980-2005年稱為“米爾頓?弗里德曼時代”(The Age of Milton Friedman)，這個時代“見證了人類卓越非凡的進步，全世界接受自由市場的經濟政策，生活水準大幅提高，平均壽命、教育水平和民主程度都有改善，絕對貧困有所減少。”

對自由市場的再發(fā)現(xiàn)把兩億多人從貧困中解放出來。現(xiàn)在，眼看全世界又要踉蹌步入另一場經濟衰退，各國領袖需要緊急行動起來，重新認可弗里德曼的價值所在。

我記得在弗里德曼去世前一年左右，我曾在舊金山舉辦的一次半年晚宴中問過他：我們該做些什么，才能讓美國的前景更美好?“要做三件事。”弗里德曼馬上答道，“促進自由貿易、增強所有孩子的教育選擇權、削減政府支出。”

那要削減多少呢?“越多越好。”弗里德曼如是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