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速

2013年2月7日，耿彥波突然被調離大同，前往省城太原擔任市長。這一消息只有少數人獲知，耿本人也是前一天方接到調令。

大同市民們在過完春節后，發現市長已經離開。從大年初三開始連續六天，市民聚集于東城墻下集會、簽名、游行，要求耿彥波回歸大同，每日均有數千人之眾。多數聚集市民希望耿彥波繼續將城市規劃完成，另一些涉及利益關系的拆遷戶和施工方則擔心政府政策生變、工程爛尾，利益受損。

為平息事態，新任市長李俊明出面安撫，并承諾已經開工的工程都將持續。在停滯了兩三個月后，重點工程復工，但進度緩慢。

古城西城墻未按原計劃于8月合攏。城內不少樓房已人去樓空，按照規劃，城內居民將全部搬遷，然后招商引資，開發古城旅游。但目前仍有近4萬戶尚未搬遷，占到古城的一半。接近政府的知情人士透露，搬遷工程已被無限期擱置。未及搬遷的棚戶區，在修繕一新的四合院群落反襯下尤顯殘破，歪斜的木頭門柱支撐著將要傾塌的磚墻，三五成群的流浪狗在垃圾堆里刨食。

大同古城成為一種奇異的混雜：以四面城墻為界線，一座座修繕完備的古建筑群落巍峨高古，頗有北魏遺風，成為市民休閑娛樂的新場所，但深入到老城的細部，卻如同步入一座鬼城，尤其夜晚時分，站在華燈初上的東城墻上俯瞰，老城內黑黢黢一片死寂。

御東新城同樣滿眼是半拉子工程。五大場館主體完成，但只是鋼筋骨架。工地上只有稀稀拉拉幾個工人，看守美術館的工人說，由于工程款不到位，施工隊的主體已撤離，其他幾個場館也大體如此。

新區的核心建筑太陽宮，原規劃為市四大班子的新辦公區，以帶動御東新區的人口集聚和房地產開發。由于中央嚴控樓堂館所，新一屆政府決定不再搬遷，耗資不菲的太陽宮面臨被廢棄的命運。缺少了行政和資本的強力驅動，御東新區像泄了氣的皮球，一流的硬件—八車道馬路、雄偉的樓堂館所、成蔭的綠樹與稀少的車流人煙形成鮮明對比。

停滯下來的城市建設使一些拆遷戶陷于困境。古城內一些原本期待通過拆遷改善居住條件的居民希望落空。而一些不愿意被拆遷的釘子戶亦無人過問。

位于古城南墻腳下的新生園小區的七八棟樓房遠看人去樓空，翻過堆積如山的建筑垃圾之后，卻發現還住著幾戶人家。80歲的趙玉花拄著拐杖顫悠悠地站在家門口說，這個小區的房齡只有十年，為了修護城河，這已是第二次拆遷。

大同的安置方案是：拆1平方米只換1平方米，如果想增加面積，政府以補貼價優惠到45平方米;以成本價安置到60平方米;還要求增加面積的，可增加20平方米安置，增加部分按高于成本價低于市場價結算;若再要求增加，則按市場價結算。

據多家動遷戶介紹，每家均掏出了10萬元左右置換房屋。對于這一花費，市民態度不一，經濟寬裕者認為值得—既住進樓房，還增加了房屋面積，改善了居住條件。而家庭貧窮的則感到難以負擔，趙玉花以及新勝園的其他20戶人家屬于后者，他們是下崗職工或身體殘疾者，無錢搬遷，只得繼續棲身于舊宅中。

這里的自來水和燃氣已停供一年，居民需要到對面小區居民家中花錢買水，“最近又停了電。”50多歲的失業建筑工人康守印說：“現在根本沒有人來找我們。”

耿式治理

不少大同市民認為，城建失速主要是由于耿彥波的離開，所謂人走政息。那么耿彥波的治理之道是什么?這種治理方式是否確因他的離任而不可持續?

耿彥波認為，城市建設就是經濟建設，一方面通過古城修復帶動文化旅游產業，另一方面對于大同這樣的落后城市而言，做好環境，才能吸引投資，“家有梧桐樹，自有鳳凰來”。

在耿主政期間，城建資金從每年不到1億一舉飆升到每年100多億元，但同期的財政收入并沒有出現爆炸式增長：2007年至2011年，大同的財政總收入從93.04億元增加到162.26億元，年均增長14.92%;一般預算收入從36.71億元增加到64.64億元，年均增長15.19%。

而且，此前山西全省煤炭資源整合中，大同受影響最深，多數煤礦關停。除去屬于央企的大同煤礦集團，全市的煤產量從原來的5000萬噸，下降至1000萬噸。

那么，巨額的城建投資，從何而來?

與其他城市類似，土地是大同城建資金的關鍵來源。2008年以前，大同土地收入每年不過兩三億元，2009年則一下子達到30億元。

耿彥波在任時，親自主管規劃、土地、房管、城建部門，將國土局下設的土地儲備中心由正科級單位升格為正處級，并要求全市所有的土地都歸攏到土地儲備中心。

在舊城內，經營不善的國有企業被要求破產，整合出土地。

市政府對土地出讓價格嚴格控制，住宅用地開發每畝不低于200萬元，商業用地每畝不低于300萬元，這些價格比過去提高近1倍。大同一些黃金地段的土地甚至賣到將近900萬元一畝，直逼二線熱門城市杭州的地價。

在新建設的御東新區，大同的做法是，由政府出資對土地進行基礎性建設—修路、綠化、鋪設水電氣管道后，再進行招拍掛。按照政府方面的計算，新區總共42平方公里(合6.3萬畝)，前期投入每平方公里不到2億元，整個新區成本不超過80億元;其中2萬畝可做商業性開發，即使按每畝100萬元計算，也可獲得200億元收入。

自2008年以來，大同五年土地出讓收益共約250億元。

銀行貸款是另一個重要的資金來源。經過市人大批準的貸款在140億元左右。大同的政府貸款主要來自于國開行和農村發展銀行這些政策性銀行，貸款利率較低，同時還款期限較長。農村發展銀行是大同政府貸款的大戶，其向市政府貸款14億元用于修路，23.3億元用于安置房工程，8000萬元用于水庫建設，貸款以財政擔保，期限是七年。知情人士透露，更多貸款是10年期或20年期。而每年約5000萬元的政府債券，則籌措到約2.5億元資金。

第三條籌資渠道是爭取上級資金。2009年國家給山西省下放了11億元保障房補助資金，大同爭取到其中9億元。此外，水利、農業、園林等各系統內的一些專項資金也被充分利用，比如，2011年大同被列為可再生能源示范城市，當年中央下撥6000萬元用于供熱和節能改造;而建設部用于支持城市房屋路面管網改造的資金，大同每年也能“跑”下幾千萬元。

“過去山西的官員們很閉塞，不愿意出去，后來都去跑資金。”大同市建委主任李易新表示，“總的來說，從中央‘跑’來的錢，前后應該有100億”。根據2011年大同市政府工作報告披露，僅2010年就爭取國家和省級資金28.09億元，超過前20年總和。

耿彥波還將財政撥給下屬單位的經費進行了縮減，每個單位平均削減20%左右，從2008年至今，大同公務員未曾漲過一次工資。各個單位的收費全部上繳至市級財政，以企業開發樓盤需上繳的城市建設配套費為例，過去的做法是建委收繳這部分費用之后上繳財政，財政再返還一部分給建委，而在耿彥波任上時，一概不予返還。

此外，政府為新修建的樓盤配建學校，開發商必須繳納配套的義務教育費，過去最多每年收3000萬元，從2008年開始，這一收費逐年上升，當年收了4.4億元，第二年5.2億元，2012年約6億元。開發商若是不按規定繳納，就可能受到嚴厲查處。

大同也發動社會資金，要求企事業單位出資參與城市建設。大同煤礦集團就曾出資10億元，交由政府修建對其運輸亦有幫助的市政道路，而醫院、學校、各部門的遷址改建費用，除政府出資之外，也被要求各自籌措一部分資金。

大手筆投入背后，是耿彥波與前任們完全不同的思路。在他看來，城市是個產業，別人是“有多少錢辦多少事”，而他信奉的是“辦多少事找多少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