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提出“一帶一路”戰略以來，一直沒有獲得印度積極回應。一帶一路”策略在為中印貿易合作帶來大量機會的同時，也面臨許多挑戰。

1、經濟因素

首先，中印貿易不均衡問題日益嚴重，這制約著中印間貿易關系快速健康發展。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印都進行了徹底的改革，對外開放程度進一步提高，中印間貿易也得到了快速發展，但貿易不均衡問題卻隨著兩國間貿易總額的擴大日益突出。進入２１世紀以來，中國在中印貿易關系中總體上處于順差狀態，且順差額不斷擴大。這種貿易結構的失衡一定制約中印貿易良性健康發展。

其次，中印貿易商品有重疊，具有一定的競爭性。盡管中印兩國在商貿商品上看似有一定的差異性，但實際上，兩國的出口商品有一定的相似性，兩國都會向對方國出口化工產品、機電產品以及低附加值的產品，貿易商品互補性弱，競爭依然存在。輸出商品的相似性，制約著兩國雙邊貿易的發展，對此，中印貿易合作仍需要尋求新的機制。

第三，印度國內經常變化的國家政策關稅也是制約中印貿易發展的重要因素，這主要體現在關稅和非關稅壁壘對中印貿易的影響。例如，印度對酒類產品的關稅高達180％，這極大地制約了中國酒類產品進入印度市場。另外，印度稅收制度并不透明，且浮動性強，經常根據本國利益修改稅收制度，信息的可信度不高，給進出口商品造成了很大的不確定性。另外，印度還是對中國實行反傾銷調查數量最大的國家，且涉及領域眾多。此外，印度還多次使用反補貼措施和其他貿易救濟措施，給中國出口印度商品帶來了重重千擾。

最后，市場有效需求不足，實際需求與預期需求有差別。在印度，貧富差距非常嚴重，少數富人消費能力強，但大多數民眾的消費能力仍處在溫飽階段，消費結構較單一。很多行業市場有效需求不足，市場需求并沒有預期的好，部分中資企業對印度市場的判斷存在誤差，投資落地后會發現訂單量提升緩慢并沒有達到預期水平。

2、非經濟因素

首先，政治要素影響著中印貿易成長的大環境。當然，印度社會對中國“一帶一路”創議主要存在兩種觀點：一種是支持印度積極參與中國“一帶一路”建設，對印度來說，這利大于弊；一種是不支持印度參與中國“一帶一路”建設。這種觀點認為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是為了鞏固自身在印度洋的軍事力量，大肆侵入印度的南亞后院，為未來的軍事行動做準備。長期以來，由于中印邊界戰爭印度的失利，兩國在政治上互信度不高。中印在經歷了一次慘重的邊界大戰之后，雙方各懷警惕，印度更是長久以來將中國看作對自己的威脅。此外，中國問題和西藏問題也兩國間的政治互信帶來巨大阻礙。在政治上，中印兩國缺乏信任，這或多或少會妨礙兩國間的經濟互助。

其次，中印兩國文明背景差異大，思維習慣有差別。印度居民非常重視宗教在社會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宗教思想不僅對當地居民的日常生活行為有規范作用，還對商業行為有很強的影響。在印度社會中，印度教是當地的主流宗教，這種宗教信奉的是一種“出世”的思想，只追求精神享受，不追求物資生活。這種“出世”的思想很難帶動當地居民的消費需求。

印度社會中留有著嚴重的民族主義和教派間沖突。受長期的殖民統治的影響，獨立后的印度人具有濃厚的民族主義情緒。這種民族主義情緒在商品貿易領域就演變成“國貨情結”。隨著印度市場不斷對外開放，大量外國商品于印度國內市場上出現，這在給印度民族工業帶來挑戰的同時，也激起了國人保護民族經濟的思潮。印度居民寧愿購買國內價錢高、質量差的產品，也要抵制質優價廉的舶來品。他們認為，外國進口商品侵占了他們的民族傳統，這種民族心理，無疑對中國的出口商品帶來一種無形的障礙。

印度社會中存在著多種教派，比如印度教、伊斯蘭教和佛教等，這些教派會因宗教信仰的差異而經常發生沖突，這不利于印度社會的穩定。由于貧富兩極分化嚴重和嚴重的民族矛盾，印度社會中還經常會有恐怖事件，尤其是在印控克什米爾區域的印度東北地區。印度境內的安全形勢依舊很嚴酷，這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中國企業對印投資以及中印間的貿易合作。

此外，印度國民對中國的不了解和猜忌也會阻礙中印貿易合作的開展。對印度來說，“中國功夫”是中國文化的象征；而中國人對印度印象也不好，主要為“臟亂差”。各自在對方國心目中的不良形象影響兩國經濟、社會的發展。與此同時，印度國民對中國有深深的猜忌，對于中國躋身印度市場上的廉價商品，他們都打起“中國威脅論”的口號，阻止中國商品的進入，給中國廠商帶來嚴重打擊和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