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問題來了：

那么，當初尚德是否應當不擴大產能?

下面我們以尚德為一方，以英利作為眾多中國太陽能企業代表繪制一張博弈表(payoff matrix)。如果雙方都不擴大產能，各自的收益都是零。單方擴大產能，可以獲得五方面的收益：成本優勢、市場占有率、土地稅收政策優惠、資本市場的追捧銀行的追加信貸、品牌知名度。假設單方擴產方收益為5單位，則不擴產一方的損失為5單位。如果雙方都擴大產能，必然造成原料漲價、產品降價和資金鏈緊張，各自的損失為3單位。施正榮與苗連生，象絕大多數企業家一們，本能地不會容忍競爭對手單方面擴大產能。從博弈論角度一點也沒錯：對方不擴大能產，已方擴大的收益為5，否則收益為零，當然要擴;對方擴大能產，己方按兵不動的損失為5，奮起直追的損失為3，還是要擴。也就是說，不管對采取什么樣的策略，己方擴產都是“占優策略”。如果時光倒流，尚德依然不會讓自己的產能止步于400兆瓦而坐視英利擴產到1600兆瓦!

圖5

要不要自備多晶硅產能?

上述“愚人游戲”里還有一類重要的玩家，就是國際晶體硅生產巨頭。它們的產品質量高、能耗小、成本低(太陽能級產品成本約為30美元/公斤)。以前，中國光伏企業所需原料幾乎全部來自海外。隨著“中國太陽能軍團”的一擁而上，晶體硅的價格一路攀升到每公斤400美元以上。

科班出身的施正榮自然會預見到這種情況，尚德搶在原料價格暴漲之前與供應商訂立了為期十年的采購合同，以每公斤40美元的價格鎖定相當一部分原料供給。好比在酷熱的天氣里把頭探進開著冷氣的窗戶，盡管身上還很熱，但中暑的可能性大大地減小了。

但不幸還是發生了。在多晶硅價格成倍長漲時，光伏企業不可能將成本全部轉嫁給用戶，利潤空間被大幅壓縮。而當中國多晶硅產能初見規模時，具備技術和成本優勢之時，此前賺得盆滿缽滿的國際大廠開始惡意壓價，由于歐洲諸國經濟不景氣，原料降價成了降低產品價格的理由。結果是光伏企業的利潤空間進一步被壓縮。

與供應商訂立長期合同的尚德更倒霉。2012年上半年，多晶硅價格已降至每公斤23.6美元，尚德還得按合同以每公斤40美元進貨。盡管通過艱難協商并賠償了數億美元之后，尚德取消了部分合同，但庫存的高價原料、半成品和成品卻面臨巨大的減值損失。萬一中國生產企業破產倒閉，多晶硅價格定然再次暴漲。時至今日，人們才發現頭戴“高科技”、“綠色環保”光環的太陽能企業只不過是“多晶硅來料加工廠”。

既然原料受制于人的境遇是那樣的悲慘，為什么不自力更生籌建或參股多晶硅生產廠呢?個別媒體認為施正榮在建立自有多晶硅產能方面決心和投入不夠，認為這是導致尚德今日的處境重要原因。但非也。作為科班出身的光伏專家，施正榮對多晶硅生產技術的理解之深超過其它幾位老板。如果投資于多晶硅制造，尚德會敗得更慘，英利的多晶硅路線恰好證明了這點。

2008年，英利計劃投資120億元的“六九硅業(Fine silicon)”正式啟動。一期3000噸多晶硅生產線于2010年建成。號稱“采用新硅烷法工藝，極大的降低能耗和污染”，達產后每公斤成本可以降至22美元!英利高層還宣稱，六九硅業2013年產能將達到1.8萬號。一時間各界的溢美之辭不絕于耳，連離任的江澤民都親自到六九硅業考察。不到一年六九硅業就現了原形：技術根本不成熟，成本高達每公斤60美元以上，生產線狀況不斷每季度最多產出幾十噸，品質還難以保證。2011財年，英利為“六九硅業”計提了22.75億元的減值準備(接近一期投資額)，宣告項目徹底失敗。

圖6

從上面的決策樹可以看到，不自建多晶硅產能將處在受制于人的被動狀態。而投資建工廠產出合格品的成本低于國際廠商有概率只有10%。如果多晶硅生產成本高，用之生產光伏模組的成本必然也高，誰使用誰就將在市場競爭中處于劣勢。轉了一大圈還得轉向國際廠商采購。當初，“無知者無畏”的苗連生必然不會料到，自建工廠成本低于國際先進水平的概率會那么小。回過頭看，正因為施正榮對多晶硅生產技術的了解，尚德沒有花大力氣建立自己的多晶硅產能，避免了數十億的投資損失。

模式先天有缺陷，彎道超車越猛摔得越慘

尚德電力、英利綠能的失敗自然有其本身的原因。技術、市場、管理甚至企業領導者心態上都存在問題，這毋庸置疑，但這不是中國光伏產業深陷困境的最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之一是“兩頭在外”。在中國光伏軍團成氣候之初，中國99%的光伏產品銷往歐洲市場，其核心原料多晶硅也幾乎全部來自國際廠商。許多有識之士對“兩頭在外”頗有質疑，但“施正榮們”認為擴大產能就會贏得主動。

有些媒體認為中小規模光伏企業將更加難以生存，其實不然。在“開發區”簡易廠房搞“來料加工”的小廠沒有沉重的債務負擔，也不必在意原料和產品價格波動。大不了把電閘一拉，大門都不必鎖，因為沒什么可偷的!

除此之外，中國光伏企業還有兩個死穴：需求非剛性、沒有核心技術。

光伏電池不是必需品，其市場完全是各國政府補貼出來的，即使從綠色環保角度也有風電、水電、潮汐、地熱和太陽能熱利用等替代方式。當買方抱持“你們的東西我們可要可不要，你愛賣不賣就是這價”的態度，賣方龐大的產能就不是財富，而是包袱了。

可以說，中國的光伏企業、各級政府和金融機構在大方向上就搞錯了!而在此背景下，尚德失敗的主因已非施正榮個人的決策失誤、關聯交易、資產轉移……當產業的位勢、商業模式已先天擺在那，施正榮們即便做出種種“占優策略”，亦不能擺脫失敗命運，而且，求勝心越重，敗得越慘。

不知從哪年起，“彎道超車論”在中國企業家中盛行一時。

彎道超車本質上是一種投機。后進者認為自己可以利用先驅走上“彎路”或“邪路”的時機，走捷徑超越對方。但他們不知道先行者進行了多少研究、試錯，才選擇了繞開陷阱和地雷的道路。孔子在《論語•雍也》中說：“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意思是說澹臺滅明這個人從來不抄近道。“行不由徑”看似慢了，想要趕超對手要費很大氣力、很不容易，但卻避開了許多無謂的風險。

看到歐洲政府的補貼就擴大產能、多晶硅價格高了就自建工廠，匆匆忙忙上規模，擺出“只要你肯買我就給你制造”的架勢……這些都是彎道超車心態的表現與做法。而正是它，害了尚德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