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學讓美國保守派更感到悲劇的是，現任總統奧巴馬在弗里德曼執教數十年的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畢業，卻從未受到這位捍衛自由市場理念的全世界最偉大領軍人物的半點感召，否則的話，我想奧巴馬和美國的日子都會好過得多。

弗里德曼一直在經濟學界有著重要的影響力，直到他于2006年去世，享年94歲。如果他還在世，他肯定會強烈質疑現如今美國政府為促進經濟增長推出的五萬億美元支出和發債擴張計劃，并揭下那幫嚷嚷著還要進一步強化刺激政策的經濟學蠢貨們的遮羞布。

20世紀60年代，弗里德曼說了那句名言：“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there's no such thing as a free lunch)。如果政府花掉一美元，這一美元肯定來自于私有經濟中的產出者和勞動者，不存在所謂的把高產能彼得的一美元交給低產能保羅所帶來的神奇“乘數效應”。這個道理看起來顯而易見，卻不斷受到挑戰和測試，而奧巴馬經濟可能是美國有史以來“免費午餐經濟學”各類嘗試中代價最為昂貴的一個。同樣不合邏輯的是一種近乎迷信的觀點，認為政府可以通過讓美聯儲(Federal Reserve)主席本·貝南克(Ben Bernanke)印刷更多的美元來創造經濟繁榮。弗里德曼證明，在很短一個時期，過量的貨幣供應會蒙蔽人們的雙眼，制造出一個經濟繁榮的幻覺，但市場很快就會蘇醒過來進行調整，經濟產出并未增加，只會帶來更高的物價。

20世紀下半葉，除里根總統(Ronald Reagan)之外，全世界沒有任何一個人在經濟自由方面的影響力可以超過弗里德曼。弗里德曼個子很小，卻是一個偉大的智者。當絕大多數學者都沉迷于政府是救世主的信條時，只有弗里德曼把政府宏觀調控的理論駁斥得分崩離析，從而拯救了資本主義。

弗里德曼在1976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在此之前，幾乎所有此類獎項都被授予給社會主義者，這標志著自由市場經濟理論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的首度回歸，打破了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對經濟學領域的壟斷和劫持。弗里德曼1963年與安娜?史瓦茲(Anna Schwartz，于今年6月21日辭世)合著的《美國貨幣史》(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堪稱杰作，改變了人們對于貨幣所扮演角色的看法。

比弗里德曼學術著作更具影響力的是他向大眾傳遞自由市場裨益所在的卓越溝通能力。他的兩本最暢銷書籍《資本主義與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1962年出版)和《自由選擇》(Free to Choose，1980年出版)至今仍受到廣泛好評。他在YouTub上討論資本主義價值觀的視頻精彩紛呈，經久彌新。

20世紀90年代初，弗里德曼參加大型智庫“加圖研究所”(Cato Institute)的一個論壇，來到被貧窮問題所困撓的墨西哥城(Mexico City)。我記得他的造訪在墨西哥知識界和媒體掀起一場令人眩暈的激烈爭論：怎么能讓弗里德曼這個自由市場經濟學使徒在一個公眾論壇上向墨西哥人灌輸他那些“老掉牙”的理論?然而，當弗里德曼抵達墨西哥時，他受到了英雄般的歡迎，無論去哪兒，都有成千上萬渴望聆聽教誨的企業老板、學生和社會活躍分子簇擁在其周圍，他就像一位現代搖滾巨星。

20世紀60年代初，弗里德曼給時任美國駐印度大使的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寫信，說自己要來印度做個演講。機智詼諧但觀點經常錯誤的加爾布雷思回信道：“我實在想不出比印度更不適合接受你自由市場觀點的地方了。”也許是命運使然，印度在90年代開始接受弗里德曼主義(Friedmanism)，經濟開始騰飛。中國最終也加入了這一陣營。

弗里德曼如同一位英雄，長期站在弱勢群體一邊，抗拒強勢的政府。他一直驚訝于自我標榜擁護“還權于民”的左翼知識分子經常在政府壓迫個人權利時還為其歡呼雀躍。

弗里德曼質疑幾乎每一個國家集權理論，無畏地抨擊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都奉上神壇的東西。他是第一個對美國社保體系(Social Security)鳴響警鐘的學者，認為其對年輕人不公平他們被迫加入社保，但從社保拿回的錢太少，還不如自己存起來。他質疑一切職業許可證存在的必要性，從開出租車的經營許可、當律師的資格考試，一直到執醫所需的醫學博士(M.D.)文憑等，斥責這些許可證是在變相設置門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