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結案陳詞”是：“喬布斯造成了永久的傷害;直到現在，我們依然在竭力消除這種傷害。”他還表示，蘋果設備的“越獄(jailbreak)”是完全合情、合理、合法的，甚至應該立法禁止生產封閉設備。

對于谷歌，斯托曼認為只有兩款服務尚可一用：搜索引擎和Gmail服務，它們可以在自由軟件的環境下運行。但即使是谷歌搜索，他也要在別人的電腦上使用，以防“谷歌知道我瀏覽和搜索了什么”。

遠離網絡

斯托曼對于自由軟件的極端推崇，甚至上升至了善惡層面。他說：“非自由軟件是惡，而自由軟件是善在IT領域的部分體現。”他還把那些不使用自由軟件的人稱作“蠢蛋(sucker)”。

這種觀念讓他對整個互聯網，乃至整個科技圈產生了濃厚的不信任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陰謀論的桎梏。在他看來，與自由、安全、隱私相比，便利性可以忽略不計。

他用一款古老的軟件從互聯網上下載電子郵件，然后斷開網絡連接，寫好回復，然后再連上網絡，批量發送郵件。他會在無法上網的航班上寫好郵件，待落地后聯網發出。與喜歡“時刻保持在線”的普通網民不同，他在大多數時間里玩的都是“單機版”。

他不使用Facebook，因為這同樣會導致個人數據被收集;WhatsApp等基于手機端的社交應用更是被視為洪水猛獸，不足為道。只有Twitter得到了部分認可，但他要求用戶在“發推”之前禁用瀏覽器的Javascript，因為Twitter會利用它推送非自由軟件。

他不懂社交傳播和病毒營銷。他沒有博客，沒有社交網絡個人主頁，也沒有在YouTube上開通自己的頻道。他的個人網站也非常簡陋，只有一些文字和超鏈接，談不上有任何美學角度的考量，簡單粗暴。

斯托曼的頑固讓他顯得與時代格格不入，就像一塊棱角分明卻百無一用的化石。然而，原教旨式的繁雜行動綱領讓他感到滿足，并期冀推而廣之，惠及世人。“我已經擺脫了非自由軟件。但我一個人逃離還不夠，每個人都應該享受自由。”他說。

他想教人們更加理解“自由”的價值：“你必需做出選擇：是自由更重要，還是便利更重要?在獲取你的數據時，他們會給你一些便利;但在其他場合，他們會讓你不知不覺地遭受損失，或是受到限制。”

在他看來，自由軟件和非自由軟件不是“好”與“更好”的問題，而是水火不容的非黑即白。兩者已經共存數十年，而且在可預見的未來也將繼續共存下去，但斯托曼的態度卻是“不妥協”。“如果想要自由，就沒有與非自由軟件共存的空間。”他說。

尋求政府支持

但斯托曼也承認，無論是在中國還是美國，自由軟件的發展狀況都不夠理想，基本局限在工作站和微機等企業級市場，以及一小群極客中。

他呼吁個人用戶拋棄傳統桌面操作系統，轉向GNU/Linux平臺，并換用完全不會收集用戶數據的應用程序。在他看來，“如果你允許一家公司收集你的數據，那就是把自己的喉嚨暴露在NSA的屠刀之下。”

但是，用戶能夠很快接受一個陌生的操作系統嗎?斯托曼認為這不是問題。他舉了一個例子：自由軟件活動家馬克·希爾(MakoHill)決定將一所學校從Windows遷移至GNU/Linux系統。他重裝了學校所有電腦的操作系統，并告訴大家這是一次“操作系統升級”。雖然軟件和圖形界面有所不同，但人們都很快接受了變化，使用起來并不困難。

斯托曼反復強調，用戶不是“不能”接受自由軟件，而是“尚未”了解和接受。許多人并不知道自由軟件;但在加以解釋后，他們是能夠理解這一理念的。“他們愚昧，不代表他們愚蠢。”他說。

但在國家層面，他不相信美國政府會在近期公開支持自由軟件，因為它不僅從微軟、蘋果等大型企業獲取政治獻金，還有知識產權和版權保護機構的游說。

不過，自由軟件已經在南美取得成功。支持者包括阿根廷、委內瑞拉、厄瓜多爾、烏拉圭、玻利維亞、秘魯等國政府;他們將非自由軟件視為來自美國的威脅，是從事間諜活動的工具。

中國政府亦已意識到了過度依賴WindowsXP等非自由軟件的危險。今年4月8日，微軟宣布停止XP的安全更新。工信部隨后宣稱，希望用戶關注XP的潛在安全風險，并將加強支持Linux操作系統的研發;國家工程院院士方濱興表示，升級至Win7或Win8比續用XP更危險，政府應扶植國產操作系統，逐步替換海外產品。斯托曼對此大加贊揚，稱“使用WindowsXP簡直是瘋了”。

國內民眾對于自由軟件的理解也日益深入。1994年，斯托曼第一次來華演講，彼時無人知道該如何從自由軟件賺錢，也無法想象為了公益而合作開發;如今，自由軟件已經在中國開花結果，擁有不少忠實擁躉。

但是，斯托曼空有一腔熱血，至今尚未得到國內官方的認可。如果沒有官方的支持，自由軟件在中國的推廣之路將非常艱難。

他希望與官員面談、傳遞理念，卻始終不得接見，只能在各個高校巡回演講，或是接受企業邀請收費講課。與庫克、馬斯克等人首次來到中國就馬不停蹄地拜會官員相比，斯托曼十多次來華，卻始終在各種圈子的邊緣徘徊。

國內自由軟件倡導者、哲思網創始人徐繼哲是斯托曼的好友，曾多次策劃后者來華。他并不認為自由軟件將徹底壓倒非自由軟件。對于自由軟件在中國的發展，他要冷靜得多。

“它更大的作用是打開人們的思路，比如說手機應用要求獲得大量權限是否必要等。”他說。

斯托曼正越來越不像一個IT領袖，反而日漸向憤世嫉俗的犬儒評論家靠攏。他的個人網站上充斥著各種政論，議題包括“支持綠黨”、“抵制《哈利波特》”等，以及“不要和蘋果做生意”、“不要和亞馬遜做生意”之類的內容。

這位不修邊幅的61歲美國老人能讓人聯想起很多東西，比如哈雷摩托，手槍決斗，西部牛仔，哈瓦那雪茄。他已經不再年輕，也沒有了年少時的創造力和想象力;但自由軟件已成為他的精神樂土。在采訪最后，這位老兵自信言道：“我不會妥協，也沒有尋找退縮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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