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空間不足

2005年以后，粵東四市意識到發展落后的格局，也紛紛開始發力。但不論是官方還是民間，可能都會有力不從心的感覺。

每個潮汕人都可以談出很多理由，主觀的、客觀的、內部的、外部的，應有盡有。

但是被提及最多的一條，是這里從歷史延續下來的“人多地少”格局。

汕頭一位民間觀察人士對記者表示，潮汕人大多信奉“多子多福”的觀念，這一觀念遠可以追溯到最早遷徙至此的中原文化的影響，而在延續發展的過程中，這一觀念能被保留下來，“一定是被反復證實過的”。

人多，地自然相對就少了，這在潮汕造成了迥然相異的結果，一方面是潮汕人大量出海尋求發展空間，這是海外潮商能形成規模的基礎；另一方面是本地人不得不“種田如繡花”，并繼續多生孩子，依靠宗族勢力在激烈的競爭中來保護自己的權益。

2010年，粵東四市總面積15516平方公里，占廣東全省的8.6%；常住人口1689萬人，占廣東省的16.2%，人口密度超過1100人/平方公里，比廣東省460人/平方公里的密度高出兩倍多，是廣東人口最稠密的地區之一。

如果把視野放到全國范圍內看，包括揭陽在內，潮汕地區用全國約千分之一的土地，養活了占全國百分之一的人口，這相當于一個中心城市的人口密度。

當記者坐車從普寧趕往汕頭時，道路兩旁呈現的景象讓人唏噓。村莊和廠房讓人仿佛置身于珠三角一般，嚴格按照四方位置排列，其密集程度也不亞于珠三角。

人多地少造成的直接困境，便是難有成片的土地可供發展產業之用。尤其是在城鎮化率更高的中心城區，土地問題更是成為難點。

以汕頭為例，其正在規劃建設，希望能夠升級成為省級和國家級平臺的海灣新區，480平方公里的面積很大部分需要填海而來。

汕頭市一位官員也向記者透露，曾經有一家央企來談合作，可以進一步開發港口，但對方提出需要1200畝的土地，汕頭無法滿足這一條件，只得作罷。

土地空間的制約，也造成了目前汕頭、揭陽、潮州各自不同的發展態勢。

在1991年剛分拆成立時，揭陽在三市當中最落后。到2010年，廣東決定在粵東地區布局重大項目時，擁有相對豐厚土地資源的揭陽，獲得了廣東省的垂青，揭陽潮汕機場和中委廣東石化煉油項目紛紛落地，揭陽的經濟也在這幾年突飛猛進，大有趕超汕頭之勢。

而即便是揭陽，也需小心謹慎的經營已所剩不多的可供開發空間。

“供養模式”文化悖論

當然，盡管發展空間不足是一種普遍存在的觀點，但更多的潮汕人還是愿意從文化上去找原因。有觀察人士提出了在潮汕地區普遍存在所謂“供養模式”，來解釋粵東何以落后。

10月27日，作為僑博會期間一項重要的文藝活動，汕頭請到了中央電視臺知名主持人阿丘、謝映玲來汕頭，專門拍攝一組與僑批有關的短片，計劃在僑博會文藝演出中播放。

僑批，這一特殊歷史階段的產物，最為典型的表現出潮汕地區的文化特色。

自清末以來，遠在海外的華僑，通過民間渠道及后來的金融郵政機構寄回國內的贍家匯款和平安家書，就是后來人們所稱的“僑批”。在清末，金融郵政機構極不完善，海外僑胞捎回家鄉的錢款和書信，主要是經由“水客”、“客頭”及海內外的僑批館遞送。

僑批兼具了家書和匯款的功能，華僑用在外界辛苦掙來的錢，養活了在潮汕地區的一個家。在這樣的情況下，潮汕地區盡管人口眾多，但存在很大一部分不需要工作的被供養家庭。

如今，盡管僑批已經退出了歷史舞臺，但此種“供養”模式并未走出歷史。

“在我的住宅小區有潮陽人，父母妻兒都從潮陽搬到汕頭住，男主人在深圳、廣州打工，為那里創造財稅，每個月匯款回來給整個家庭用度，男主人每年回來兩次。”一位蔡姓企業家說，很多潮陽青壯年像這樣，家里的人衣食無憂，但也沒有創造性。

而由“僑批”文化推而遠之，是華僑對整個潮汕地區的復雜態度。

“華僑的確很愛家鄉，但是他們也很難回來投資。”上述企業家說，因為要回鄉掙家鄉人的錢，鄉情上總感覺說不過去，“李嘉誠回來也是捐錢做教育，建醫院啊”。

“親情、鄉情是靠不住的，人民幣才靠得住。”陳鴻宇說，華僑也不一定都是有錢的。最大款的李嘉誠，在汕頭搞大學、修橋，但是他真正賺錢的是放在香港，投到深圳了。

而另一個讓華僑產生疏遠之感的，是1991年三市分拆后，對潮汕文化整體的割裂。在分拆之前，不管是汕頭、潮州還是揭東，統一都說“潮州話”，吃“潮州菜”，但現在這些被有意的區分開來。

在上述民間觀察人士看來，三市本來就屬于同一個大潮汕文化體系，如果因為行政壁壘而將這種聯系人為割裂，對整個潮汕地區來說是得不償失的。

向東還是向西？

在粵東整個發展歷程中，一個重大問題始終沒有解決。

從地理位置上看，粵東地區是廣東距離臺灣最近的區域，處在海峽西岸對接臺灣的最佳位置，與福建的廈門地區極為接近。加之兩地人緣文化相近，商貿合作頻繁，因而與海西地區的合作，應該是粵東的發展方向。

但另一項不可忽視的因素是，粵東地區在行政歸屬上，畢竟是廣東省管轄的地區，臨近的珠三角，對粵東也有著極大的誘惑力。

如今，對于汕尾來說，向東或者向西已經不是一個問題，與深圳共建的深汕特別合作區，成為了汕尾的選擇。但對于汕頭、潮州和揭陽來說，這依然是一個問題。

早在2005年，便有民間觀察人士指出，粵東等非珠三角地區，只有主動、深入地融入經濟發達的珠三角地區，利用珠三角的產業轉移機會，才能實現自身的大發展。

但在2008年12月，廣東省出臺的《中共廣東省委省政府關于經濟特區和沿海開放城市繼續深化改革開放率先實現科學發展的決定》中，單獨將支持汕頭擴大對臺經貿合作，參與海西經濟區建設列出來。

而在次年8月，另外一份題為《中共廣東省委、廣東省人民政府關于促進粵東地區實現“五年大變化”的指導意見》的文件中，透露出來的思路是要求粵東主動融入珠三角地區，參與海西經濟區建設被放在次要位置，廣東省將在此布局39個大項目，爭取到2011年粵東經濟實力上一個臺階。

到粵東與海西地區，在產業上的確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當年從粵東地區撤走的企業，有很多輾轉到臨近的閩南地區，兩地產業協作有很好的基礎。更為重要的是，海西經濟區是對岸的臺灣，曾經也是粵東外來投資的主體。

一位觀察人士指出，粵東地區總是想“左右逢源”，然而事實上，無論是參與海西經濟區，還是融入珠三角，粵東地區都是被邊緣化的。原因在于，海西經濟區是以福建為主體，由其主導的規劃，主體必然是以廈門、泉州等地為主，粵東只能沾點邊。

而對于珠三角來說，其規劃受惠的主要地區，自然是屬于珠三角之內的地市，廣州、深圳作為區域經濟中心向外輻射，受惠地區也主要是中山、江門、惠州等地，相隔甚遠的粵東很難受惠。

“靠誰都不如靠自己 。”這位人士表示，在錯過了產業轉移大潮和投資大潮后，粵東的發展只能靠自己老老實實發展實業。